王琳：糾正錯案，再難也必須進行

　　近期多起冤獄曝光，備受輿論關注。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檢察院也就防范冤假錯案密集表態。幾位司法高層公開發表的署名文章，對錯案形成的機制做了殊途同歸的剖析與反思，也頗得“針砭時弊”的美譽。

　　這股“錯案反思風”如今也刮到了公安系統。據報道，浙江省公安廳日前專門召開會議，探討進一步加強、改進刑事執法辦案工作，切實防止冤假錯案發生等問題。浙江省公安廳長劉力偉表示要“錯案必糾，有錯必罰” ，建立冤假錯案責任終身追究機制，對造成冤假錯案的責任人，“走到哪裡也要追究”。這一新聞被媒體冠之以“浙江公安廳長首次系統反思‘杭州錯案’”。

　　從網絡反饋來看，輿論對此話題依然熱度不減。這不僅在於浙江近期糾正了兩起發生在十多年前的冤案，更在於省級公安系統的反思與要求更貼近基層。從我國的司法組織架構看，絕大多數案件由基層辦理，絕大多數冤假錯案也由基層炮制。防冤糾錯的重心理應在基層，這幾無爭議。“兩高”關於防冤糾錯的一系列指令與要求，無疑也都要依靠基層司法機關的踐行，才能落到實處。

　　從公檢法幾家對錯案的反思和自省來看，表述細節上固有差別，在防冤糾錯的決心和對司法公正的價值追求方面，卻是一致的。既知錯案普遍來自於體制之弊、考評之困、制約之失、素質之憂，現在的問題就在於，如何改變這些陳年舊症？

　　作為一個實質的回答，劉力偉在講話中透露，今后浙江警方將取消全省打防控考核和市級公安機關綜合考評，不再進行破案率、批捕率、起訴率等的排名通報，也不再下達刑事拘留數、發案數、破案率、退查率等不科學的指標，將把更多精力放到優化執法質量考核、提升民警能力素質建設上。

　　不通報破案率排名，不下達破案率指標，這種行動上的反思，對防冤糾錯更有意義。從立法和司法高層看，至少上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對防冤糾錯的強調年年如是。“破案率”這一表述，在刑訴法上找不到，在“兩高”的司法解釋中同樣找不到。但它作為連接最高司法機關與基層辦案機關的“內部規程”或潛規則，又對具體辦案人員影響至深。可以說，它就是導致追求司法公正走樣的重要節點。

　　除了果斷廢止辦案中種種凌駕於法律之上的潛規則之外，需理順的還有公檢法之間的關系。如我們所知，每宗刑事個案，從立案到落判，都要經歷一系列司法程序，至少涉及10位以上的經辦人。往往隻要在一個環節上，有關人員把住法律的關口，冤假錯案就能有效避免。這樣的司法理想應該說只是“底線要求”。從披露的一些典型冤獄案看，公檢法系統之間的制約、監督機制並未起到應有的作用。“一步錯、步步錯”的背后看似很“團結”，這種“一團和氣”實是司法的大敵，也成了冤假錯案的溫床。

　　坊間常把刑事司法程序中的“公、檢、法”形象化為“做飯的、端飯的、吃飯的”。這一調侃雖不符合以法院為中心的“控辯審三角架構”，卻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相對真實的基層司法生態。多數錯案都可追溯到公安，但問題是，為何在批捕、審查起訴、法庭審理等環節，都發現不了這些錯案？科學的刑事司法程序理當有自我糾錯的能力。

　　這種能力首先建立在公檢法三機構的“互相制約”而非“互相配合”之上。尤其是檢察機關，在憲法中被定位為國家的法律監督機關，對偵查部門有著更多的監督義務和職責。“互相制約”下的嚴把法律關、嚴守証據口，並不是給“兄弟部門”難堪，而是依法履職，確保公正。從結果上看，制約更是一種保護，讓已經犯錯的“兄弟”不致越錯越遠，同時也保障被侵犯的人權能及時得到司法救濟。

　　關於這點，司法人員更應清醒：與其多年后因錯案昭雪而使自己（或監督對象）被迫走向究責台，為何當年不認真對待監督權？當然，基層司法機關如何擺脫地方主要黨政領導的干涉，是另一個問題。這就更需要科學的頂層設計，賦予基層辦案人員以抗拒干涉的力量，從而為公眾帶來更日常化和制度化的正義。

　　(作者系海南大學法學院副教授)

(責編：宋勝男、牛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