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前西方列強打開中國大門時，中國人第一眼看到的是“堅船利炮”，這也成了國人當時最想引進的“器物”。而“洋務運動”的目的就是要引進西方先進的“器物”。中日甲午戰爭之后，有識之士從“器物”上升到“制度”，開始變法維新。接下來百年，從亞洲第一個共和國、中華民國到中華人民共和國、台灣的憲政民主，中國人相繼引進了西方的憲政民主與社會主義制度。下一個階段則是吸收、消化與制度相符的價值理念。

　　從“器物”到“制度”再到“理念”，這是西風東漸的三個階段，雖然時間上不是涇渭分明，例如引進“器物”時也部分引進“制度”，“理念”先於“制度”傳播開來的情況也有，但對大多數國家來說，基本上都是這個順序。我們用上面的“三段論”對照、討論一下埃及。

　　埃及引進“堅船利炮”最出色的是穆巴拉克，當然這個時候的“堅船利炮”除了科學技術、F16戰斗機外，更主要的是“經濟發展與社會穩定”。穆巴拉克時代的埃及，除了政治制度之外，西化的程度都相當高，他同美國的關系也非同一般。但“器物”崇拜並沒有帶來西方的那種“經濟發展與社會穩定”，最終反而引爆了“阿拉伯之春”。

　　革命之后，全民普選、三權分立的西方民主制度幾乎一夜之間在埃及建立起來。埃及從“器物”到“制度”的轉變比百年前中國的辛亥革命更徹底。現在的問題是，任何制度一定得有與之相符的價值理念相伴，否則，制度只是一個空架子，那麼，埃及民眾與政治人物用來支撐民主制度的價值理念是否已經建立起來？什麼時候建立？如何建立？

　　穆爾西通過民主大選上台后，開始通過擴權等破壞了三權分立的制度，又把一套同埃及革命建立起來的民主制度不相符的意識形態與宗教教義引出來，使得這個制度不但無法運轉，甚至可能滑向連穆巴拉克時代都不如的境地。

　　西方的自由、人權、法治、民主、包容的價值理念，從文藝復興到啟蒙運動，先后幾百年，最終誕生了法國、英國與美國的民主制度。拿美國的民主來說，到今天也走了230年。我們知道美國的民主制度模式（包括那部憲法）幾乎在建國時就搞定了，很少修改與變動。可是，美國推崇的民主的價值理念又拖了多久才像個樣子呢？至今，連美國人都知道，他們的政治人物與民眾還經常會干出違背民主價值理念的事兒。更別說那些追隨美國、歐洲這些民主國家的步伐，而有不同歷史傳統、文化背景與處於不同經濟發展階段的國家。

　　從引進“器物”到引進“制度”，其實並不難，難的是引進與民主相配套的價值理念。引進“器物”，一個強人，或者專制政府，都可以做到，例如清朝政府﹔“制度”的建設，靠一些優秀的政治人物或者一場革命，也大致可以搞定。唯獨這價值理念，卻需要上下齊力，且是反幾千年獨裁與專制的“洗腦”，屬於“自己革自己的命”，相當不容易。

　　一些一夜之間推翻專制制度建立了“民主”制度的國家，在革命前由於獨裁壓制沒有足夠的民主理念啟蒙，一些民主的價值理念甚至被故意歪曲，而“民主”后也因為不時興“宣傳”而停止對民主理念的傳播與推廣，結果為數不少的“民主國家”從執政者到民眾，幾乎都不談民主理念與價值觀。伊拉克與埃及的情況就屬於這種。民主制度一夜之間建立起來后，很多人想問的是：埃及到底有多少人接受了民主的價值理念？或者甚至可以更進一步問一下：埃及有多少政黨與政治人物真正理解並接受了民主自由包容的價值理念？而不只是接受了這個別無選擇的民主制度？

　　埃及革命后，我幾乎沒有看到任何一位埃及的新領導人發表過一篇完整的像樣的對民主理念的文章與演講，尤其是同埃及實際情況結合起來的民主施政綱領。 我以前以為是語言問題，后來專門找人翻譯了中東主要政治人物革命以來的演講與報告，發現他們很少反復、耐心的重復那些伴隨民主制度的價值理念。你再看看美國與西方民主國家的政治人物，至今為止的哪一次演講，不都是把民主的價值理念挂在嘴邊？幾乎做到了天天講時時講。

　　如果我們站在這個角度檢視一下此后地球上逐步走上民主道路的國家，其民主質量的高低，幾乎都是同引進“理念”分不開的。有人可能會說我自己是寫文章的，所以才會強調表達民主理念的演講與宣示的重要，其實不然，建立或者引進任何一種制度，必須要有與之配套的價值理念。

　　允許我拿毛澤東舉一個例子。毛澤東引進了馬克思以階級斗爭為主的社會主義制度建立國家后，大家還記得屢次政治運動都在干什麼吧？不錯，都在灌輸民眾這個制度需要的價值理念。我們這個年齡的人至今洗澡和上廁所都還情不自禁地哼那些“千萬不要忘記階級斗爭”的政治口號與含情脈脈的紅歌，就是那時被灌輸進腦子的。那個時期，也是馬克思的社會主義制度在中國最“成功”的時候。同毛澤東對任何制度必須有相應理念支撐的理解分不開。如果挂羊頭賣狗肉，實行某種制度，卻擁有另一種價值理念，那是絕對要亂的。

　　可是，民主制度的“悖論”是這個制度本身反對向民眾灌輸理念，反對洗腦。對於那些經過幾百年潛移默化的“洗腦”（以文藝復興與啟蒙運動的形式）的西方民主國家，這並不是一個問題，可對於那些一夜之間建立了民主制度的國家，問題就大了。你能相信西方白人靠“文藝復興”與“啟蒙運動”教育、洗腦了幾百年而建立起來的制度，其他民族一夜之間引進過來，就能運轉如常？就是開汽車與駕飛機，也得經過適當的培訓與訓練啊。

　　但到哪裡去培訓與訓練？我是反對素質論的，但如果一個國家的民眾連民主是什麼都不清楚，或者一群習慣當奴隸的人，也是無法實現民主，至少無法實現高質量的民主。我還曾經說過，民主制度下，民眾的民主素質更容易提升，但如果沒有擁有一定民主素質的民眾，突然到來的民主制度很可能玩不轉。這又是一個我們不得不面對的悖論。

　　其實，能打破這個悖論的，隻能是那些率先覺醒的民眾﹔是那些不顧個人安危，堅持在非民主國家推廣民主價值理念的人，如甘地、曼德拉與金大中和台灣許多民主啟蒙先鋒﹔是那些在威權體制裡卻良心尚存，並能夠順應歷史潮流，最終鬆開緊握權力雙手的“獨裁者”，如中國的蔣經國。

　　埃及已經民主了，這是可喜可賀的，但不幸的是，他失去了向世界推出自己的曼德拉與蔣經國的機會。假如我是穆巴拉克，我一定會在執政的三十年間，在保持穩定的情況下，逐步放開對社會的控制，一步一步進行政治體制改革，放開媒體，允許憲法賦予公民的言論自由的權利，允許宣揚民主自由的價值理念，允許公民運動，為埃及的轉型做准備。等到時機成熟時，鬆開緊握權力的雙手，還權於民，讓埃及有序地走向民主，走向自由，走向光明——

　　那時，埃及的民主轉型一定不會像今天這樣亂﹔穆巴拉克也一定不是呆在監獄裡﹔他的雕像，很可能會像埃及的金字塔一樣，讓后世的埃及人感到驕傲。

　　（注：本文轉載自“楊恆均--鳳凰博客”，作者觀點不代表本網立場。）

(責編：宋勝男、牛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