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又有唱衰中國的死空頭站了出來。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8月6日文章稱，全球公眾認為，中國也在以自私自利的方式行使權力。這些觀點加深了一種印象，即中國尚未成為——用美國前外交官佐利克的話說——國際體系中“負責任的利益攸關方（見環球時報2013-08-08）。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紐約時報》專欄作家保羅·克魯格曼發表了一篇題為《中國經濟模式遇上了大麻煩》的文章。他認為中國就是個過度建設的大工地，並且大規模的信貸危機就在眼前（見環球網2013年7月2日9 ）。7月15日中國官方公布第二季度GDP之后，“中國衰退論”驟然升溫，美國摩根大通與日本野村証券下調中國GDP增長預期、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對中國經濟的警告助推了這股勢頭（見環球時報2013年7月24日）。西方媒體又挑起一輪“唱衰中國”，其中不乏自由派知名學者。而刊 “唱衰論”多為美國、英國的主流媒體，因此頗引人注目：比如，近日《華盛頓郵報》7月18日發表了《處在十字路口的中國》文章，就是一例（見環球網2013年7月20日）。

克魯格曼文章稱，“中國經濟增長率將進一步放緩，因為中國的威權體制在最近幾年犯下嚴重錯誤”﹔又稱“北京的對策是重大規模擴大信貸和啟動宏大刺激經濟計劃”。還預測，在反對聲浪不斷上升之下，中國的改革能否得到執行”等等。

表面看，“唱衰中國”令中國人看不慣心不順。在中共十八大以來，中國領導班子雄心勃勃，向著“中國夢”奮斗之際，如此“唱衰中國”著實令人有潑冷水之嫌。因此，近來，中國主流媒體理直氣壯進行反擊不難理解。面對被西方某些不正確的輿論進行誤導不及時進行澄清也不是實事求是。

問題在於，在反擊西方某些“唱衰中國”的同時，中國一些媒體往往會產生這樣的感覺，西方之所以對中國這也不是，那也不是，是戴有色眼鏡的，是可以不屑一顧的。

筆者認為，對“唱衰中國”進行反擊是對的。但是不加分析地把來自外國外媒對中國所有的批評一律視之為“唱衰”，恐怕也不是實事求是。比如，西方預測中國為扭轉目前經濟困境可能會採取新一輪擴大信貸和刺激政策一事就需審慎。其實理性分析2008年出台的刺激內需政策，盡管有保穩定的一面，但無疑也會也孕育著后來經濟通脹風險因素。因此，在這種情況下繼續新一輪刺激經濟政策隻能導致經濟進一步惡化。令人欣慰的是面對經濟困局，中國決策層頭腦十分清醒，李克強總理7月12日主持國務院常務會議強調“擴大內需需要創新和拓展新路，既要有效穩增長，又要著力調結構，持續穩中有為（見新華網2013年7月12日）。而財政部長繼偉7月20日公開表示，中國不再大規模刺激經濟，而是通過改革促進增長和就業。

假若按照一些人們的思維，凡是外網外媒“彈”中國就視作“抹黑”和“唱衰”，而不實事求是進行分析，看到自身存在的問題，並從實際出發對症下藥，其結果隻能是“以其昏昏使人昭昭”。

至於時下某些外媒“唱衰”中國改革停滯問題，也需要一分為二，應該說一些地方借著經濟困難，更多地考量增加投資去拉動，而對深化改革有所減弱也是事實。其實，中國經濟之所以出現結構不合理，之所以一些地方房地產無法整頓，深層次原因也是改革不到度。目前中國的消費比重僅佔GDP的35%，甚至都低於亞洲的50%和發達國家的60%至70%。但從另一方面看，也同樣表明內需的空間極為龐大。中國隻要出台合適的刺激政策（如汽車行業下調稅費，家電下鄉），同時逐步建立社會保障體系，中國的消費將也會保持至少三十年以上的高速增長。因此，反思改革力度和速度似乎也是一個值得論証的問題。在這個問題上，某些外媒“彈”中國似乎也不是毫無道理。

一句話，不必反外國媒體“彈”中國一概排斥，一概斥之為阻撓中國前進。

時下，中國已不是30多年前的中國，也不是1949年剛建國時的中國，而是成為世界第二經濟體的中國。一個和平發展的大國，在這個過程中，對中國贊與彈是不可避免，甚至對中國進行遏制也是很自然。中國盡管經濟總規模已躍居世界第二，基礎設施方面無論高鐵，還是高速公路，中國增長的幅度都是世界最前列，但卻遠遠沒有達到西方今天的水准和規模。投資這駕馬車也還應該有三十年的用武之地。至於海外投資，雖然會由於成本迅速提高而出現外移現象，但收入越來越高的消費者也將吸引更多的外資進。因此，面對贊與彈，或唱衰與捧殺中國，當然需要進行應對，但更重要的是保持著憂患意識，用毛澤東那句話，“隻要你說得對，我們就改正。你說的辦法對人民有好處，我們就照你的辦”。隻有不斷地改正缺點才能避免大失誤，避免大折騰。從這個角度上說，對“唱衰中國”應持冷靜態度。

(責編：宋勝男、牛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