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絡名人齊聚對話暢談網絡名人的社會責任，並達成了共守“七條底線”的共識引起了網上的反響，評論如注。在正面肯定“七條底線”的同時，也出現了“限制言論自由”的擔憂。

事實如何？

不言而明，這“七條底線”，直指當前網絡文明與文化的軟肋，不僅網絡名人應該共守，而且全體網民都應該共守，守住這“七條底線”是每一個網民的責任與義務，守得住，就能打造一個網絡文明時代﹔守不住，就有可能會打造出一個網絡丑陋時代，甚至有可能步中東北非顛覆政權的后腳。

據最新統計，中國103家微博客網站的用戶賬號總數已達12億個，比較活躍的用戶賬號超過1.4億個。隨著微博客用戶的迅速擴大，產生了一批粉絲大於10萬的“大V”賬號。他們在互聯網上發揮著越來越大的影響力。淨化網絡，因檔次的不同，要求也不同。筆者認為，對於網絡名人而言，互聯網時代迅猛而至，人人有都麥克風。一條假消息，本來沒有什麼危害，也沒有多少網友知道﹔網絡名人一轉發，則天下皆知，盡管事后被証偽，但惡劣的影響已經造成，何況辟謠並不那麼容易。

筆者看到，對互聯網的管理，不但美歐有規定，就是越南這樣屬社會主義的國家也有新舉動。據越南政府新頒布的“72號令”相關規定：網絡用戶的個人社交網站頁面以及博客頁面隻能包含“個人信息”，不得引用、張貼或轉發“公共信息”。其中，“公共信息”的范疇包括但不限於報刊、新聞通訊社以及其他國有網絡媒體機構發布的消息。為何對互聯網進行監管？各國對此有多種解釋。依筆者之見，是國情的需要，也是政治的需要。

何謂政治？孫中山用一句話概括之，就是管理眾人之事。網絡是眾人網絡﹔網絡世界是眾人世界。也就是政治范疇。一旦對網絡放任自流，其雙刃劍中的另一面，即負面恐怕會釀成災。而今，埃及新一輪事變后的埃及人每談網上刮起的“阿拉伯之春”都不寒而懍。而今的埃及處於動蕩之中，傷害的是廣大公眾的利益，而禍根之一則是網絡。因此，依法管理網絡關乎公眾利益，關乎社會穩定大局。對網絡“大V”達成“七條底線”的共識，就是帶頭維護網絡公共秩序的責任。梁啟超說過：“人生須知負責任的苦處，才能知道盡責任的樂趣。

人們常說言論自由。這是不言而喻的。但言論自由也是有前提的，這就是不能犧牲國家利益，不能成為任意攻擊他人攻擊社會主義制度的工具，不能起哄煽動公眾，不能胡亂散布未經核實的消息。而恰恰相反，某些所謂“網絡高手”時不時炮制某些“高論”，客觀上已危及著國家和公眾利益。正如8月12日的新京報所說的，遺憾的是，輿論場中有清爽嗓音，也不乏雜亂噪音。有些“大V”在網絡表達時，動輒搞誅心論、陰謀說抑或人身攻擊，渲染暴戾氛圍﹔有的則有意無意中散播流言﹔有的在“名人光環”下，泄私憤、打擊或騷擾他人等。這類行徑，背離了公序良俗，也在自毀聲譽。因此，對這樣的言論自由就不能聽之任之。

其實對於言論自由，連號稱世界上言論最自由的美國都有著十分苛刻的規定，誰惹損害美國利益就會遭到封口或遭到抓捕。斯諾登就是很鮮明的一例。斯諾登僅僅講了真話，曝光了美國“棱鏡門”某些計劃就被美國司法部定性為美國叛徒，要追到天涯海角也要將其緝捕。7月15日經越南總理阮晉勇批准7月31日發布，9月正式生效的法令還禁止互聯網服務供應商發布一切涉及“反越、破壞公共安全、社會秩序及國家統一”的信息。可見，絕對的言論自由是不存在的。中國互聯網管理部門採取與網上“大V”商談達成“七條底線”的辦法，就比其他國家採用法令強硬的手段容易被網上接受。

由此，令人們看到了中國互聯網在管理問題上的與時俱進。（馮創志 投稿）

(責編：鄒雅婷、牛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