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份諒解備忘錄為中國在APEC反對當時的台灣當局拓展其所謂的“外交活動空間”提供了有力的法律依據。1993年西雅圖APEC領導人非正式會議召開之前，中方提出明確立場：既要遵守備忘錄，又要在禮賓中體現主權國家與地區經濟體的區別，特別是要便利中國國家主席江澤民參加APEC會議。在中美雙方多次磋商后，當時的美國駐華大使芮效儉表示，美國理解台灣問題的敏感性，將根據APEC的有關備忘錄和“一個中國”政策盡力安排好，不使問題復雜化。這就是台灣參加APEC會議的“西雅圖模式”。

　　“西雅圖模式”最重要的意義在於，在APEC最高級別的會議中，進一步把台灣限定在“地區經濟體”上，APEC的備忘錄得到全面的維護和遵守。1994年的印尼茂物會議又進一步確認了“西雅圖模式”。后來的日本大阪會議等，也沿襲了“西雅圖模式”。

　　甚至在2010年連戰曾經提及盡早讓台灣地區領導人能夠以正式身份出席APEC會議，北京方面也沒有積極回應。2010年11月10日，國台辦新聞發言人范麗青就明確表示，APEC的相關議程，目前還是按照APEC的慣例以及諒解備忘錄的精神來執行。

　　我們認為，現在雖然兩岸進入了和平發展階段，但是，兩岸政治對話沒有展開，政治協商沒有啟動，政治談判無蹤無影。這樣的並不明朗的政治格局，不足以可以讓大陸放心推翻“西雅圖模式”。

　　將近3年過去了，昨晚外交部發言人洪磊的講話，與范麗青的話幾無一字之差。由此可見，北京的原則沒有絲毫鬆動。須知，在兩岸政治互信沒有完全建立，兩岸和平協議沒有簽署之前，台灣的國際空間是有限的。大陸方面感覺是：一直以來，從陳水扁執政以來，台灣將出席APEC的焦點集中在領導人非正式會議代表的身分背景和層次，與其說是重視APEC的區域經濟合作主題，不如說是台灣當局面對台灣在國際場合的定位問題向來高度敏感的一種投射。對此，大陸嚴防慣例被打破，嚴防產生有害兩岸關系的惡例！

(責編：宋勝男、牛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