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特色就是普世價值

　　人小的時候，非常簡單、天真，容易相信存在普世價值。我小時候的普世價值是什麼呢？就是熱干面。我在武漢長大，童年時以為，熱干面這麼好吃，全世界一定都吃。1966年，我坐了20多個小時的火車到北京串聯，在火車上就想，下車后要吃一碗熱干面，結果卻在北京根本找不到賣的地方。記得在西單的一個面館裡，我問來問去，隻有北京的炸醬面、山東的打鹵面，沒有熱干面。這對我是一個巨大的打擊：熱干面不是普世價值。

　　如今北京也有熱干面了，就是超市裡包裝成方便面銷售的那種。現在國內很多人說的普世價值，實際上就是類似方便面包裝的西方玩意。因為不能總去武漢，有時我也買這樣的熱干面解饞，但總不如武漢街頭賣的正宗。前兩天和一位河北朋友聊到熱干面，他又給我一個巨大打擊。他說，哪怕倒找錢給他，也不會吃熱干面，太干巴了，實在難吃。可見，很多人不認我這個“普世價值”。在外人看來，西方宣揚的“普世價值”也同樣太干巴了，讓人咽不下去。

　　那麼到底有沒有普世的東西呢？上升到“大家都吃面條”這個層面，也許是普世的。意大利人不是也吃面條嗎？但是吃什麼樣的面條，怎麼吃，各地是不一樣的。我們還可以抽象到“所有人都要吃東西”這個層次，這顯然更普世。同理，中國人要治理國家，美國人要治理國家，這也是普世的，但具體怎麼做，可能就需要各種各樣的解決方式，不能、也不必一概而論。

　　英文中有一個詞叫monoculture，即單一種植，就是一個地方隻種一樣作物。現在這種耕作方式已在全世界受到廣泛批評，因為它違反自然規律，造成極大的環境和生物災難。在政治上，也不能搞monoculture，美國有美國的做法，中國的獨特做法也不可忽視。懂得珍重多樣性，這才是普世價值。

　　從中國視角研究中國

　　在當代中國政治研究領域，一講到中國的政治決策，都會用到美國人的一個所謂的模式，叫碎片化威權主義(Fragmented Authoritarianism)，這是由兩位美國教授，李侃如(Kenneth G. Lieberthal)和奧森伯格(Michel Oksenberg)在20世紀80年代末提出的。但梳理這個詞的來龍去脈，我們發現西方人的那個角度可能是有問題的，哪怕他們是出於好意，也依然存在一些問題。

　　在上世紀八十年代以前，西方談到中國，經常扣上極權主義(Totalitarianism)的帽子。這兩位教授之所以改用“威權主義”這個詞，是因為他們發現中國的決策過程完全不符合極權主義的描述。改用威權主義，是一種進步。

　　與此同時，他們在研究水電決策過程時發現，決策過程充滿了部門之間的沖突、磨合，於是選用“碎片化”這個詞進行描繪。其實，這個詞源自於對美國自身的研究，因為美國的政治決策過程就是高度碎片化的。很多人不了解這個詞的來龍去脈，一些國內學者就誤以為“碎片化”只是中國決策的特點。

　　近年來，有學者將西方政治中的碎片化現象理論化，關鍵概念是決策過程中的否決點(veto points)，否決點越多，越碎片化。在決策過程中，某個點上隻要有人可以否決，就成為一個否決點。美國的決策都要通過國會，國會裡有委員會，委員會裡有小組委員會。一個小組委員會否決一個議案，這個議案就死掉了。與很多國家比，美國在決策過程中的否決點太多，難怪《紐約時報》專欄作家托馬斯·弗裡德曼把美國體制稱之為“否決政體”(vetocracy)。

　　西方的分析框架未必不對，但它的解釋力是不夠的。我們建議從中國視角看中國的決策過程，用“開門”與“磨合”解釋中國的決策模式。“開門”這個詞在中國用得很廣，可以用於和西方對話，西方有個詞叫“參與”，在我們看來，參與只是“開門”的一種方式，即在進行決策時，有人可以“闖進來”。但在中國的實踐中，還有另外兩種開門方式，一個是“請進來”，一個是“走出去”。“開門”比“參與”幅度更大，更開放。

　　“參與”還有一個問題，就是哪個社會集團的參與能力比較強，它對政策的影響力就比較大。在各國，真正能闖進決策圈、影響決策者的，往往是強勢利益集團。在美國尤其如此，華盛頓的K街上到處是游說團體的辦事處，他們代表的主要是強勢利益集團。而“走出去”和“請進來”就有可能顧及弱勢群體，顧及那些不太容易發聲的群體。一個包括“闖進來”、“請進來”和“走出去”三種開門方式的決策體制肯定要比隻有“闖進來”一種開門方式的體制好，當然比關門的體制要更好。

　　另一方面，“磨合”也是個中國人常用的概念。磨合本來是機械學用語，西方社會的決策過程中沒有借用這個概念﹔但在中國，不管談公司決策，還是談政府決策，大家經常會說到“磨合”。磨合意味著，要“合”通常要經過“磨”﹔經過“磨”可以達到“合”，但也不一定達到“合”。開門和磨合，這兩個關鍵概念都是在用中國視角認識中國的事務。

(責編：浩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