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上世紀90年代，我們就已經提出了“適度增長區間”、經濟增長的“上限”和“下限”問題。那時認為“下限”不成問題，經濟增長經常沖出“上限”。所以，我們提出要把握適度增長區間的“中線”。宏觀調控也好，經濟發展也好，都要把握一個中線。

　　守住下限的必要性體現在哪裡？

　　2011年時，在強調改革開放三十年以來兩位數高速增長不會再來的背景下，大家都說要轉方式、調結構、促改革。這個時候大家還都覺得我們的速度不成問題。從2010年第一季度起，在應對國際金融危機的“V”字形反轉，GDP達到11.9%這個小高峰以后，一直到2012年第三季度，GDP增長率連續十個季度下滑。大家也還沒有感覺到速度問題緊迫，只是認為潛在增長率在下降。去年第四季度反彈到7.9%，大家覺得2013年是一個溫和回升了。結果沒想到，今年第一二季度又往下降，降到第二季度的7.5%。總的來說，從2010年第二季度到2013年第二季度，連續十三個季度出現了“穩中下滑”的態勢。這就帶來了一個問題，經濟增長降到什麼時候為底？

　　第二季度一下子降到7.5%，如果政府再不出手，三四季度繼續滑下去，全年將會低於7.5%，這將是1998年以來的15年中唯一一個低於年初《政府工作報告》經濟增長目標的年份。現在，經濟增長由過去經常沖出上限，進入到了要守住下限的情況。經濟增長沖出上限，不利於轉方式、調結構﹔而經濟增長滑出下限，或連續在下限邊緣運行，也會帶來一系列新問題，也不利於轉方式、調結構。守住下限，是被動的。與其守住“下限”，不如把握“中線”。

　　我們應通過哪些改革措施來把握經濟增長中線？

　　如何把握經濟增長的中線？靠改革。現在正在採取許多“穩增長”的措施，社會上稱之為“微刺激”。從國務院常務會議來看，從6月中旬到7月31日一個半月，就有六次研究部署“穩增長”。第一次是6月19日，研究金融支持問題。6月26日，研究加快棚戶區改造。7月3日，討論了激活財政存量問題。7月12日，研究節能環保產業和信息消費問題。7月24日，討論了小微企業的減免稅。7月31日，研究政府購買公共服務，加上城市基礎設施建設問題。這些是必要的，但我感覺這些過於“碎片化”，應提出來一個總體對策方案，不僅對我們的改革寄希望於拿出一個總體方案來，而且對經濟發展也需要有一個新形勢下的總體方案。改革的總體設計和發展的總體設計應該是相互呼應的，相互聯系的。

　　為什麼說潛在經濟增長率“大幅度下台階”不是客觀規律？

　　如果把改革和發展結合起來的話（當然改革和發展各有各的問題），支持城鎮化的推進是一個很好的抓手。城鎮化既推動投資也推動消費，既促進發展也促進改革。城鎮化的推進涉及到一系列的改革問題、發展問題，都包含在這裡面。

　　現在大家講我們的城鎮化率統計是52%，我認為實際上隻有35%。按照這樣一個城鎮化率，目前我國經濟發展和增長的態勢不應該是大幅度下滑的。這中間就出現了一個制度性的問題，出現了體制機制障礙。不管你認為今后潛在經濟增長率要降到多少，客觀上說，到2020年這七八年內，新型城鎮化的推進，人的城鎮化的推進，如果處理得好，改革配套得好，經濟增長還能保持一個相當可觀的速度，但千萬不要突破10%。潛在經濟增長率這個台階下多大？現在說潛在經濟增長率“下台階”是客觀規律，這沒錯﹔但是要說要“大幅度下台階”，我認為這不是客觀規律。日本、韓國、德國加起來還沒有中國大，人口也沒有我們多，我們城鎮化的任務還非常艱巨，從中國國情出發，“下台階”應是一個漸進的過程，不應該像日本、韓國、德國那樣大幅度地下台階。

　　（作者為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

(責編：浩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