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覺得自己人品太差，做出這樣的事情很惡心！”

張曙光案讓人反思的地方很多，在筆者看來，最重要的一點就是能不能讓人品差的官員不去做或者不能做“惡心事”呢？

放大視野的話，靠什麼使“人品差”官員不做“惡心事”，在當下社會中有著特殊的價值和意義。一是可以預防本人犯罪，二是可以維護社會利益，三是防范機制和制度的建立無論對社會還是對個體，都利莫大焉，是一舉多得。一種被認可的常識是，無論是政府還是個體，一旦獲得不加限制的權力，作惡的可能性遠遠超出行善。而為了防止出現惡的可能性，就要對人性進行冷靜的審視，並從制度上對權力進行約束。按照當下的說法就是，要把權力放在籠子裡，且不能讓籠子過大，是要限制權力而不是讓權力在籠子裡繼續作惡。

沿著這樣的邏輯和推理，靠什麼使“人品差”官員不做“惡心事”的答案不難尋找，不過，在太多時候，我們太高估了官員的善的可能性，而對惡的可能性估計不足。事實上，如果考量到了官員作惡的可能性，哪怕是人品再差，隻要防范、約束和制約、監督到位，就不可能做出“惡心事”。這是一個問題的兩個方面。

筆者以為，理想狀態是即使人品差者當了官，也不敢做或者不能做“惡心事”。如學者托克維爾在總結美國的民情時所說，“美國的民情之一就是對官員的不信任，因為他們最接近權力，也更有可能是無賴，如果不用一項權力去監督制約他們，他們有可能把整個國家抱回家。 ” （朱四倍）

(責編：鄒雅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