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1日，夏季達沃斯在大連召開。當中日韓美的政經界人士在此以“重新思考東亞的未來”為主題討論之時，遠在幾千公裡之外的釣魚島海域，中日8艘公務船展開一對一的較量。這便是韓國總統朴槿惠所稱的亞洲悖論（Asia Paradox）：一方面，各國之間在經濟方面的相互依存度越來越高﹔但另一方面，領土主權和歷史遺留問題給這一地區帶來了緊張。

會場上最理想的狀態，是中日韓三方就自由貿易區所涉及的經濟、法律問題進行充分的深入交流和溝通。然而這種美好願望往往在碰到敏感的政治議題時就破滅，當政治成為經濟的攪局者時，很多大膽創新的設想很可能就會束之高閣。

西歐各國在進行長達數百年的鏖戰之后才把思維突破到傳統疆界以外，而東亞的歷史經驗照射到現實，打牢邊界樁腳卻成了思考的第一位。這並非是西歐東亞思維孰優孰劣的問題，因為30年前這一問題在東亞並不存在，而是經濟充分發展后所激起的民族主義情緒在處理區內關系時得到的客觀反映。

特別是中國經濟的迅速崛起和日本經濟的相對停滯強化了上述處理問題的思維。本世紀初的12年間，中國經濟總量從佔日本的25%左右一下成了它的1.37倍。過於迅速轉變的力量對比令雙方國民心態在相當時間段裡無法適應，這也成為中日間隔閡不可忽視的原因。

從橫向上看，東亞的復雜局面不僅僅是中日雙邊的問題，日韓之間、中韓之間也存在糾紛，同時還有朝核問題帶來的安全麻煩。從縱向上講，這一切的產生與自身經濟成長發酵有關，也與自冷戰以來美國在東亞地區的存在有關。當安全問題沒有解決之前，國家間還未建立真正的互信，地區的經濟融合也隻能走一步看一步。

如今，中國的經濟總量已經不允許它在日本身后“韜光養晦”，中國的目光也不能僅僅停留在東亞這個小環境裡，因為與它在更廣范圍內過招的必定是美國。

從歷史上說，經濟總量上的老大和老二有“不和”的傳統。自上世紀以來，美德、美蘇、美日之間都有過“不愉快”的經歷，其結果就是美國動用一切手段讓老二徹底失去“威脅”的能力。

客觀地說，中國從東亞區域經濟合作中獲益是提升自我實力最便捷的途徑之一。然而中國的大國復興之路面對著前所未有的東亞復雜局面。沒有更深更廣更多元化的區域內經濟合作，中國經濟再上一個台階的難度不可小覷，而政治僵局是提升東亞經貿合作最現實的難題。

從2001年起的中日“政冷經熱”到如今東亞走進“冷和平”，這已經成為不少人對現狀的認知。要解決目前東亞結構性矛盾絕非一朝一夕能夠實現，也絕非簡單歸結到領導人施展魄力就能夠解決。他們考慮的重點應放在如何管控雙邊和區域內的危機並形成共識，使政治問題在最大程度上不成為區域內自發性經濟合作的障礙。

當然，中日韓自貿區談判還是在各自政府“低調”努力下艱難向前推進，這並非唯一的好消息。東京成功申奧也許是另一個契機，這是日本多年來在國際社會面前比較正向的表現，日本長期被周邊經濟所壓抑和3.11大地震帶來的消極情緒將有相當幅度的改觀。在2020年到來之前，這種情緒的變化有助於區域內經濟合作，給投資者帶來新的興奮點。

這個興奮點雖然微小，也很脆弱，但也足夠給人們另一種信心支撐。維持和平，促進投資和經濟發展將在未來數年內為東亞地區帶來新的紅利。對於中國來說，走好未來7年也是復興的關鍵所在。

（高望，海外網專欄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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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編：牛寧、鄒雅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