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90年代互聯網進入中國以來，不少研究互聯網與人權關系的學者充分肯定在推進人權理念普及和人權事業發展的同時，也產生了一些脫離實際的幻想。

　　一些西方學者認為互聯網會全面改變全球政治治理的模式和結構，會對有些國家，比如中國，引發政權更迭式的變化。個別人甚至預言，像發生在中東地區的革命那樣，人們會走向街頭，通過大規模的群眾運動，力圖使社會發生快速變革。

　　不可否認，中國人權事業這些年發展快速並取得一系列成就，但無論什麼時候討論互聯網與中國人權事業的關系，都應意識到以下幾點：

　　首先，中國人權事業，只是中國社會的一個方面，中國人權事業的進步和取得的巨大成就，離不開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建設所取得的成就。在討論互聯網與人權問題的時候，將網絡發展及其對人權的促進和推動，放到中國社會改革開放以來總體的社會景觀當中，將其當作引發中國人權事業發生變化的多重變量中的一種，而不是全部，對於我們全面認識網絡對人權的促進作用，無疑會大有助益。

　　其次，互聯網雖然可以使各種信息在全世界自由流動，世界各地的人雖然也可以使用相同的互聯網服務，但互聯網對人權事業的影響，也必須具有地方性、民族性，必須與具體國家和地區的經濟結構、政治制度、文化傳統等諸多要素結合起來。

　　這有利於我們理解互聯網及其不斷更新的服務形式，在不同地區、不同國家，何以會有不同的功用，不同的社會效果。同樣是社交媒體，美國人可能主要用來交流日常生活中產生的流水賬式的信息，中國人卻用它來表達自己的政治理念。

　　互聯網對人權觀念的普及，對於人們與網絡有直接關聯的一系列權利的享有和行使，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技術支持和兌現平台，在推進政府信息公開、公共權力行使過程透明化方面，也發揮著不可替代的作用。但這同樣需要被放到中國媒介的整個生態中來考察。由各種不同的媒體類型共同組成的媒介生態，是以互聯網為軸心的各類層出不窮的新媒體滋生的土壤，也為以互聯網為軸心的各類新媒體的存在和發展，提供了豐富給養。▲(作者是中國傳媒大學教授)

(責編：張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