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以來，國家發改委頻頻出手，降低藥品的最高零售價多達十幾次，但病人仍感受不到藥品價格的下降。相反，一批廉價救命藥卻因此遭遇“降價死”，頻頻引發患者恐慌。還有一些如二甲雙胍、銀翹片等常用藥，老規格老版本已很難買到，它們更換包裝后，價格就漲了。（10月11日《楚天金報》）

　　藥品降價不動高價藥，卻總拿廉價藥開刀，用廠家基本無利可圖的國家限價迫其退市，讓患者無藥可用，這究竟是在降低患者的醫藥費負擔還是在變相給患者添堵？如此假降價真漲價的“降藥價”還不如不要，起碼不會出現廉價救命藥短缺的情況。更不會出現諸如國產廉價藥因中標價過低無奈退市，藥效相同的同類進口藥卻以高出數百倍的價格壟斷市場的荒唐事。如“具有促進子宮收縮作用的麥角新鹼，堪稱產婦的救命藥，但由於該藥價格低廉，每支不足一元，早在數年前廠家已經停止生產。產婦遇到問題隻好使用價格昂貴的進口藥欣母沛來替代，每支500多元。”（7月1日《楚天都市報》）

　　每遇降價潮，廉價藥就應聲退市，說明現行的藥品集中招標採購制度出了大問題。雖然該制度名義上是實現藥品降價的有效途徑，但由於發改委對廠家的真實成本審核不嚴，外資大藥廠通過各種途徑進行公關，結果真正該降價的高價藥降幅有限甚至在改換包裝后賣得更貴，而廉價藥卻成了降價的主力軍，使本已微薄的利潤降至賠本賺吆喝的程度，導致國內相關企業紛紛停產，危及許多患者生命的同時也損及民族工業，影響眾多藥廠工人的就業。

　　顯然，與降低高藥價初衷相悖，助長藥品回扣風和醫療腐敗，增加患者醫藥費負擔，間接導致看病貴問題長期存在的藥品集中招標採購制度已經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了。隻有改革完善藥品集中招標採購制度，讓中標價回歸合理，反映廠家的真實利潤與成本，才能避免廉價常用藥代替高價藥淪為降價主力軍，影響廠家生產積極性。不僅要使定價程序和招投標全過程更為公開透明，引入第三方監督，避免藥品公開招標走過場，更需要查明藥品生產廠家的真實生產成本，從中擠出藥價中的水分，以減少藥品回扣可能的生存空間。對廉價常用藥應給予稅收減免或財政補貼，保証廠家有合理利潤空間，以鼓勵更多藥廠生產廉價藥，保証市場供應。

　　對一元藥、五元藥和十元以下的常用藥，在充分評估的基礎上，可以取消限價，讓市場自由競爭。把監管重點放在百元藥、千元藥和萬元藥上。因為這些藥品才是造成高藥價的罪魁禍首，廉價藥就算全部售價都就是利潤（成本為零），與之相比，恐怕也只是其利潤的百分之一、千分之一甚至是萬分之一。藥品集中招標採購制度要降低藥品暴利，自然應該以高價藥為目標。

　　按常理來說，藥品的中標價非但不應高於正常的出廠價，反而應略低才對。畢竟中標藥品的採購規模更大，廠家理應讓利。這也可以防止廠家將出廠價與中標價之間的差額部分用於收買主管部門官員，給醫院和醫生回扣。為了讓藥品中標價更加合理，減輕患者的醫藥費負擔，有關部門應該加強對藥品招標全過程的監督，防止藥品招標採購的主管部門在藥品招標過程中“放水”，惡意推高藥價，與藥品生產企業及醫院共謀暴利。對負責藥品招標採購的主管部門，也應該有業績考核與問責機制，發現有藥品的中標價遠高於生產成本，即應追究相關官員責任，以免其失職瀆職，放任高藥價繼續存在。

(責編：張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