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網北京10月17日電  新加坡《聯合早報》今日發表於時語的專欄文章稱，兩年前，基地組織（卡伊達）創始人奧薩馬·本·拉登被美國突擊隊襲殺，大批骨干被無人飛機炸彈刺殺。華盛頓洋洋得意地宣布：基地組織已經窮途末路。特別是“阿拉伯之春”民主運動興起，伊斯蘭政黨開始通過選舉進入政治主流，伊斯蘭極端主義失去了政治號召力，而被迅速邊緣化。

曾幾何時，風雲突變。除了年初法國出兵馬裡觸發了阿爾及利亞血腥人質劫持事件，在截獲基地組織“迫在眉睫”的襲擊計劃后，美國政府夏季史無前例地關閉19個駐外使館和領事館。然后是基地組織索馬裡分支“青年黨”在肯尼亞首都發動的大規模商場襲擊。還有是敘利亞內戰的演變，西方情報估計高達80%的反對派武力隸屬於基地或類似極端組織。

歐美穆斯林青年積極參加“聖戰”，從阿爾及利亞人質劫持到敘利亞的極端組織，處處都發現西方護照。內羅畢韋斯特蓋特商場屠殺后，傳出英國穆斯林“白寡婦”參與而遭到全球通緝。

西方領袖也被迫回應：奧巴馬政府向穆斯林國家直接派遣突擊隊之外，007電影人物邦德的大本營——英國軍情五處（MI5）首腦安德魯·帕克近日公開警告：基地組織及其分支“對英國造成最直接和立即的威脅”，而且這一威脅主要來自英國內部的伊斯蘭極端分子。

《經濟學人》周刊承認，在近年的沉寂甚至“瀕死”之后，基地組織進入了“第二春”，不僅在穆斯林世界，並在西方回教人口中也維持了巨大的號召力。

基地組織代表了一種極端的伊斯蘭激進主義，西方稱之為“好戰的伊斯蘭 ”（militant Islam）。這一運動是現代“政治伊斯蘭”（political Islam）的有機組成部分，后者代表了伊斯蘭宗教力量的廣泛政治訴求，涵蓋了伊朗伊斯蘭革命、埃及的穆斯林兄弟會、土耳其的正義與發展黨，到基地組織、塔利班以及其他形形色色的“聖戰者”組織。基地組織一度沉寂之后的第二春，展示了政治伊斯蘭運動中的“溫和”宗教力量和極端主義此消彼長。

政治伊斯蘭代表了強大的基層民意是無法否認的事實，尤其是“阿拉伯街頭”，反映了穆斯林和阿拉伯民眾對現有國內和國際政治經濟秩序的強烈失望，特別是過去半個多世紀來，大部分穆斯林國家經濟建設遲緩，社會發展落后，並且在國際上受到西方世界的制約和控制。穆斯林國家的下層民意與政府上層決策的距離越來越大，成為各種色彩的政治伊斯蘭運動的巨大動力。

“阿拉伯之春”民主運動，本來是政治伊斯蘭通過和平手段進入政治主流的通道，也是消除伊斯蘭極端主義的最有效途徑。但是埃及軍事政變成為一個歷史轉折點。在伊斯蘭力量眼中，無法不看到歐美容忍埃及政變的先例：巴勒斯坦哈馬斯組織在贏得民主選舉后，遭到西方政府一致抵制。

總之，伊斯蘭力量面臨的現實教訓，是在歐美國家和歐美影響的上層精英既得利益的聯手壓制之下，政治伊斯蘭代表的底層民意被封死了和平訴求渠道，而隻能訴諸暴力。大批西方穆斯林青年參與“聖戰”，表明這一看法在歐美的回教人口中也有廣泛市場。

與此同時，催生推動政治伊斯蘭的內外社會環境繼續存在，甚至變本加厲，尤其是歐美借“阿拉伯之春”，對碩果僅存的兩個阿拉伯世俗強權——利比亞的卡達菲和敘利亞的阿薩德推行“政權更易”，實際上為極端主義推波助瀾。

《經濟學人》周刊指出：伊斯蘭極端主義的最大財源，是沙特阿拉伯領導的波斯灣諸國。這也是現代伊斯蘭的最大悖論：半個多世紀來，這些產油國不僅保障了西方世界源源不斷的能源供應，也維持了最保守的伊斯蘭原教旨教義（沙特是全球唯一沒有公共電影院的國家），並在海外舉辦贊助數以萬計的伊斯蘭學校向全球推廣，塔利班（意為伊斯蘭學校學生）是個典型“成果”。

無論人們喜歡與否，政治伊斯蘭是當代世界歷史的一個重要推手。極端主義“隻破不立”，成事不足，敗事有余，代表了政治伊斯蘭的暴力死胡同。縱觀穆斯林世界，土耳其和伊朗是政治伊斯蘭主導政權的唯一成功例子。伊斯蘭研究權威伯納德·路易斯因此預言兩國會殊途同歸。但是“阿拉伯之春”后急劇升溫的伊斯蘭教派矛盾，對此以及政治伊斯蘭的整體走向，都畫上了大問號。

（作者於時語在北美從事科研工作）

(責編：鄒雅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