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社會組織仍是“官辦、官管、官運作”，實際是把部分政府職能換個形式，形成了政府之間、政府與協會之間、協會與協會之間的“權力轉圈”

　　“超時加班，夜班輪值……不參加不能獲得畢業証書”，最近，富士康煙台園區違規使用大學生實習，受到輿論譴責。還有不少地方，勞務派遣無法同工同酬，編制內外福利猶如霄壤，甚至上演“正式工雇臨時工上崗”的荒唐。這從一個側面表明，市場經濟下的單個勞動者難免發聲困難，必須依賴工會等社會組織的力量。

　　前不久，習近平總書記同全總新一屆領導班子集體談話時強調，工會維權“重點就是職工群眾最關心最直接最現實的利益問題，就是職工群眾面臨的最困難最操心最憂慮的實際問題，在經濟發展的基礎上不斷提高職工群眾生活水平和質量，使他們不斷享受到改革發展成果”，這為工會組織如何發揮作用指明了方向。

　　工會組織被稱為“職工之家”，由其建立、實施的工資集體協商制度，是保障中低收入者工資合理增長的重要一環。當前，一些地方在經濟發展與招商引資中，政策過分偏向資本而忽視了勞動者的基本權益﹔一些企業還“不習慣”坐在勞資對話的平台上，通過談判實現利益共贏。這就要求我們按照《關於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若干意見》，“以非公有制企業為重點，積極穩妥推行工資集體協商和行業性、區域性工資集體協商”。工會作為社會組織，在其中的作用十分關鍵。

　　當然，作為全面深化改革的重點之一，社會組織的功能並不限於對收入分配的調節，還包括利益分化格局下的協調，以及社會活力的激發。比如，企業之間的維權與自律如何實現？行業之間的價格談判怎麼組織？公共服務與社會管理的創新空間能否拓展？與工資集體協商一樣，這些都需要在法律范圍之內賦予社會組織一定的自主權，從而健全符合市場經濟與社會自治的議事規則。然而，相對於經濟主體，社會組織的發育還較為遲緩。甚至有研究認為，中國的社會結構滯后於經濟結構多達15年。從這個意義上說，包括工會在內的各類社會組織，可謂是收入分配改革乃至全面深化改革的“配套之窗”。

　　現實中，一些本來可以放手交出的職能，由於社會組織無力接招，造成了一旦向社會放權，萬千企業又都自行其是、缺少行業的自律與協調，使得政府不得不又重新加強審批。這是簡政放權的阻力之一。也有人說，現在有50多萬個社會組織，怎麼能說不發達呢？單從數量上看，確實有很大的增長，但是按人均數量來算，在世界上還算很少的。並且，一些社會組織質量不高，很多仍是“官辦、官管、官運作”，實際是把部分政府職能換個形式，形成了政府之間、政府與協會之間、協會與協會之間的“權力轉圈”。

　　“市場能辦的，多放給市場。社會可以做好的，就交給社會”。年初通過的《國務院機構改革和職能轉變方案》，明確提出到2017年基本形成“政社分開、權責明確、依法自治的現代社會組織體制”。這是非常重要的一個亮點，對於簡政放權、以及下一步的經濟發展都至關重要。應當明確，解決無序競爭造成的產能過剩、環境污染、壓低勞動力成本等問題，當然需要宏觀調控，同時也離不開政府向社會組織的放權，依靠行會、協會、商會的依法自發解決。

　　改革行至今日，收入分配與社會組織問題，解決起來都不容易。從明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大方向到現在，不過20年。堅持市場配置資源，堅持培育各類市場與社會主體，讓他們發揮自己的主動性、能動性去創造財富，同時堅持共同富裕的目標，讓創造出來的財富得到公平分配，我們一定會為人類文明探索出一個協調發展的新模式。

　　（作者為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會長。本文整理自作者在中央人民廣播電台經濟之聲、央廣網主辦的《大國大時代——中國經濟十月談》系列時事報告會上的演講。）

(責編：張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