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克濟：改變“口供至上”，法治中國再進一步

日前，最高人民法院對外公布《關於建立健全防范刑事冤假錯案工作機制的意見》。《意見》要求，採用刑訊逼供或者凍、餓、晒、烤、疲勞審訊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被告人供述，應當排除﹔切實改變“口供至上”的觀念和做法，注重實物証據的審查和運用。

消息一出，迅速佔據各大網站顯要位置。從一條條轉發和評論中，可以感受到人們“若枯木望春，如久旱盼雨”的欣慰。那些刑訊逼供導致的人道慘案，那些因為疲勞審訊導致的冤假錯案，一直歷歷在目，刺痛公眾的神經。

盡管如此，可能還會有人為刑訊逼供辯護，認為在必要時候可以幫助“查明真相”。其實，這種邏輯建立在“有罪推定”的基礎之上，既然先入為主地判定審判對象為“罪人”，那麼“罪人”的辯解，不是師心狡辯就是刻意隱瞞，而對“罪人”施以嚴刑以求真相，則天然具備“道德正當性”。然而，有罪推定的快感容易指鹿為馬，快意恩仇的暴力可能傷及無辜。在沒有被定罪之前，嫌疑分子也是公民，難道不應該受到法律保護、得到人道關懷嗎？

更何況，暴力神話不值得迷戀，刑訊逼供往往適得其反。正如一位法學家所言，在極端的肉體折磨之下，嫌疑人要麼意志堅定，不說﹔要麼不堪忍受，說謊。無論哪一種情況，都意味著刑訊逼供的失敗。縱覽古今中外，因刑訊逼供導致口供失真的案例，更是不勝枚舉。比如，歷史名著《叫魂》中講述了嚴刑拷打導致口供失真的故事，一個子虛烏有的事件升級為一場縱橫全國的“大案”

在改革攻堅期、社會轉型期，利益主體蜂起，社會矛盾迭出。越是在案件多發易發的情況下，刑訊逼供越是能為政府過度干預司法審判大開方便之門。因“被害人”突然回家，被宣告無罪釋放的河南商丘村民趙作海，時隔12年才得以沉冤昭雪。“被打一個月，生不如死就招了”，這其中有多少刻骨銘心的傷痛？如果口供能夠通過暴力獲得，何談保証司法的公平與正義？

一千多年前，著名文人蘇軾曾寫下“賞疑從與，所以廣恩也﹔罰疑從去，所以慎刑也”。可見慎用刑罰一直是司法應有的人道關懷和價值理念。此次最高法發布的司法改革舉措，顯然是向著這一司法理念的回歸。放在改革的大背景下，全面深化改革決定要求，“嚴禁刑訊逼供、體罰虐待，嚴格實行非法証據排除規則”，最高法的舉措也是對三中全會《決定》的踐行，體現出雷厲風行的改革決心。

一次具體判例，可以是司法公信的基石，也可能是信任崩潰的引線。嚴禁刑訊逼供，改變“口供至上”，在堅硬的現實中鑿出了一絲光亮。堅持司法體制改革，向著司法公正的目標，努力讓人民群眾在每一個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與正義。

（李克濟，海外網特約評論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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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編：張婷、鄒雅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