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瑋：以史為鑒，中日才能“融冰”

　　1月25日，習近平總書記會見了來華訪問的日本公明黨黨首山口那津男。習近平表示，以史為鑒，才能面向未來。日方應尊重中國人民的民族感情，正確處理歷史問題。

　　習總書記的這番講話，為一段時間以來陷入困境的中日關系如何改善和發展指明了方向。中日關系能否改善，在於能否實現戰略互惠、經貿互利、國民互信。三者雖互有交錯，彼此影響，但國民互信的建立最為困難，也最為關鍵。由於導致國民互信難以建立的釣魚島、靖國神社、南京大屠殺、歷史教科書“四大問題”，都是歷史問題，而包括安倍在內的一些日本政要，之所以在歷史問題上多次刺激中國人民感情，最根本原因，就是日本社會涌動的極端民族主義思潮的存在。所以，化解日本極端民族主義，使日本反思歷史，建立國民互信，是改善中日關系的關鍵。

　　為什麼日本迄今不能真正“以史為鑒”？為什麼一些極右政客能夠以“借史還魂”煽動民意為手段，達到自己的政治目的？這是值得深究的問題。

　　戰敗后，日本政府提出“一億總懺悔”。然而，正如日本學者大沼保昭所言：“這是責任最重的人，呼吁那些責任最輕的人一律進行總懺悔”。缺乏對歷史的深刻反思和對戰爭責任的歷史擔當，在日本社會仍普遍存在。這也正是安倍為何試圖以所謂面向未來的“安倍談話”取代“村山談話”的主要原因。

　　缺乏對歷史的反思，更因為戰后日本政治體制和政權機構沒有被摧毀。這也是盟國戰后改造日本和德國的最大差異。在冷戰結構形成后，大批戰犯和戰犯嫌疑犯得以獲釋並重操權柄，其中安倍晉三的外祖父、二戰甲級戰犯嫌疑犯岸信介還在1957年后兩度出任首相，並在任內修訂了“日美安保條約”。安倍在靖國神社問題上的表現，及其對“日美同盟”的強調，與其外祖父有一脈相承的關聯。

　　日本政要缺乏歷史擔當，還因有民意基礎的“東京審判史觀”。“東京審判史觀”的始作俑者，是提出甲級戰犯“全員無罪論”的印度籍法官拉達·彼諾德·帕爾。按照帕爾的觀點，東京審判是“成王敗寇”的審判，缺乏法理的正義。他的理論觀點影響深遠。2005年，靖國神社專門為帕爾樹立了雕像，NHK電視台進行了專題報道。2007年8月，時任日本首相的安倍晉三率團出訪印度，專門會見了帕爾的長子。日本輿論普遍認為，這是安倍試圖以此獲取選民支持。

　　須知，日本社會對於戰爭責任缺乏反思“草根化”，右傾思想乃至軍國主義在日本民間仍有不小的市場。然而，作為執政者，不能僅為討好一部分民意而任意妄為，而應有不同於常人的大局意識與責任擔當。

　　那麼，日本政要當以何種方式面對歷史問題？習總書記在會見山口那津男時提出：“中日要像兩國老一輩領導人那樣，體現出國家責任、政治智慧和歷史擔當，推動中日關系克服困難，繼續向前發展。”確實，日本老一輩領導人在對待歷史問題上的有些做法，是可取的。

　　眾所周知，前首相中曾根康弘在1985年8月15日首次以公職身份正式參拜靖國神社，引起了中國等國家政府和民眾的強烈反應。但翌年他不僅沒有繼續原來的錯誤，而且在同一天給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的胡耀邦寫了一封信。信中寫道: “雖然距戰爭結束已經有40年，但是不幸的歷史傷痕依然深深留在亞洲近鄰各國國民的心中。”確實，若日本無視中華民族沉痛的集體歷史記憶，不斷傷害中國人民的民族感情，不正視和正確處理歷史問題，國民互信如何建立？按中曾根康弘信中的表述：“充分尊重世界各國國民的感情，是為了構筑和平友好、平等互利、相互信賴、長期穩定的國家關系的政治家，採取明智行動時應該遵守的基本原則。”同樣作為首相的安倍晉三，是否能夠以此為鑒？

　　（作者為復旦大學歷史學系教授、日本研究中心研究員）

(責編：牛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