薩斯基婭·薩森答“全球城市”八問

薩斯基婭·薩森

薩斯基婭·薩森(Saskia Sassen)是“全球城市”概念的提出者。她是哥倫比亞大學社會學教授，並任該校全球思想委員會主席。她擁有社會學、政治學、哲學、經濟學等學科背景，在全球化和全球城市領域進行長期觀察和深刻研究。

薩斯基婭·薩森於1991年出版的《全球城市》(The Global City)奠定了她的學術聲譽。她的另一著作《全球經濟中的城市》將在2014年被翻譯成中文版。

薩森很早就向人們分析了“全球城市”的重要意義——盡管城市的面貌相似，專業分工卻有巨大差異，作為跨國公司總部所在地的全球城市，影響著全球事務。比如，作為“全球城市”的上海，資源流動和集中於此，不斷吸引著移民和投資，同時也帶來人群分化、貧富差距等諸多問題。

去年底及今年初，《東方早報·上海經濟評論》記者與她進行了郵件對話，試圖探索“全球城市”趨勢背后的問題。

不少人認為全球化會讓大城市

變得極其相似。怎樣破除誤解？

薩森：一般的關於經濟全球化的文章，會設想存在某個超越地域性的空間，進而論証高流動性、全球通信，以及地方感和距離感的消失。我試圖就一些突出的特征來解釋“全球化”，這樣就會看到一個全球經濟體系的存在。全球化僅成為跨國公司和全球通信的特殊能力的一個功能。

與一般論述相比，“全球城市”這一概念的要點，是以地區與生產過程的歸類來分析經濟全球化，另外，還揭示了作為戰略要地的全球城市對於施行這些實踐的作用——即對“全球化”產生的作用。地區生產類型的發展，並不否定高流動性和權力的向心性。相反的，它彰顯了一個事實：許多全球經濟活動的必需資源不僅並非高流動的，還確實深深植根於地方。不過，“全球城市”也揭示了作為經濟網絡之“中心”的城市功能在流動性、互聯性等領域的新發展。

世界城市和全球城市的

主要不同是什麼？

薩森：世界城市（World City）和全球城市的主要區別在於歷史（歷史的復雜度）和功能。今天，主要的全球城市大多數也是世界城市。但有些卻不是，它們具有明顯的差異。威尼斯是一個世界城市，但它絕對不是一個全球城市。邁阿密、洛杉磯與聖保羅不是世界城市，但卻肯定是全球城市。

從剛剛列出的幾個全球城市中，可以看到另一個特點，那就是每個城市都不一樣。被全球化所同質化的是各類標准，城市的消費市場和藝術建筑看起來確實是標准化的，但從酒店到寫字樓和機場，仍然有非常大的差異。全球城市的分工不同，在我的分析中，我覺得對於最為全球化、最為復雜的全球性行業——從金融、企業到博物館、文化機構——來說，成為強大的全球城市的關鍵，在於專門化差異——專門化，而不只是一般的差別。

因此，北京與上海在復雜的專門化差異上面截然不同。也許它們的消費市場相同，但在高層次的經濟和文化職能方面卻不一樣。或者，就上海和香港來說，兩者都是重要的金融和經濟中心，但差異很大，它們的文化差異也很大。認識到這些差異是非常重要的。

一個“全球城市”需要具備

哪些要素？

薩森：這些城市都有點像高水平的生產場所，它們隻生產復雜的、專門化的知識型經濟，比如關於金融市場、技術發展、高級會計以及法律訴訟等方面的專業知識。我們可以將全球城市看作是需要維持全球經濟實踐的工作類型集合。這項工作既包括富有魅力的內容，也包括邊緣化內容。因此，可以將全球城市看作是全球化得以落實的地方，或者是將全球化“本土化”的地方。

更重要的是，這些城市形成了一個可見的“中心性新格局”——例如，芝加哥、上海和聖保羅等城市之間的聯系，相比許多在上海的人及公司與中國遙遠的西部地區所進行的聯系，顯得更加關系重大，甚至在中國的大城市之間，比如上海與武漢之間的聯系也沒有那麼重要。

所以，這些城市不僅是一個區域（其定義是地理位置相鄰相接）的中心，還扮演著將地理位置並不鄰近但彼此聯系密切的地點連接起來的角色。這些城市具有雙重的地理存在，一個是以地方為中心，另一個則與該經濟和社會帶的跨區域網絡相關。

全球城市將如何影響世界發展？

薩森：這個話題我從經濟角度已經說得很多了。當我試圖擴大該框架來分析全球化，包括分析所有涉及全球化經濟（從金融專家到文職人員和街道清潔工）的成員時，我遇到了傳統分析的另一個局限，即它隻從市場和技術方面理解全球化，卻沒有考慮那些通常不被看作是在先進經濟領域工作的工人。

我想強調的是，全球城市不僅具有經濟生產功能，還對弱勢勞工和領先企業具有政治生產功能。前者剛剛明白，他們也在全球經濟這一背景下工作，而且他們的工作對最具戰略意義的部門具有重大關系。而后者充當著推進新自由主義議程的非正式政治角色，使之成為政府政策的一部分。過去的20多年裡，無論哪個政黨當權，高盛和白宮關系極好，這是非常明顯的例子。

繼續回到弱勢勞工這一主體。全球城市的工作和生活，為弱勢勞工的行動和歸屬感塑造了可能性。了解全球城市，也就是理解那些在全球經濟中佔據次要角色成員的實踐。

為了解決平等發展的問題，

一個城市應該做些什麼？

薩森：我認為，這對全球城市的生存來說是最嚴重的挑戰之一。一些城市正在變成富人的堡壘……他們讓這些城市去城市化。在尼日利亞阿布賈，所有東西都非常昂貴，這樣的城市拒絕了所有類型的人。

我在對全球城市的經濟分析中，盡可能包括了那些典型而廣泛的職業和工作文化，這些是全球經濟的一部分。由此，我可以研究的問題是，一種傳統上屬於弱勢群體的新政治，在跨國經濟的領域內是否可能運作。這種力量存在於對全球經濟的經濟參與及弱勢群體政治的交叉處，特別是，其經濟層面的意義通過那些在全球經濟中職業不那麼體面的人——亞洲出口加工區的工廠工人、洛杉磯的成衣血汗工廠工人、華爾街的勤雜工——才得以保存。

他們的經驗提醒我們注意低工資工人歷史上的政治破裂。傳統上，在領先的經濟部門做體力活，或者拿一般的低水平工資，是成為工人貴族的一個階梯——在西方工業化經濟中，這一步驟既悠久又明確。但現在已不再如此。“女工與移民工”以勞動力供給的形式出現，即便部門用人需求很大且行業處於高增長，工人也不得不接受低工資，並感到無力。這些行業中甚至還包括一些最先進的部門，其工作注重靈活性，並常以非正式形式進行。工人性別和種族的變化，打破了本將賦予他們權利的歷史連接，同時在文化上使這一行為正當化。

城市可以做哪些事情

鼓勵創新、吸引人才？

薩森：要是我有一個簡單明確的答案，那就好了。城市是一個復雜但不完整的系統。在這種復雜性和不完整性的組合中，存在一個使城市保持自我改造的能力。我們的主要城市比其他各種復雜的組織形式都要悠久，以北京和具有千年歷史的伊斯坦布爾為例。

“智慧城市”是一個流行詞，

你怎麼看這一趨勢？

薩森：“智慧城市”尋求以移動通信技術來消除不完整性。智慧城市的模式錯過了城市化技術的機會，以由上而下的命令實施而不是與用戶溝通對話。

開源的城市化是一種解決方案。作為一種科技創新，開源現在還與城市無關，隻與相互協作的建設工具有關。但開源的方法已與城市的基層民眾有了共鳴。

舉例而言，每個社區的人對城市都有一些與市中心、市政府、與專家不同的理解。每個人都有關於他們所在地的一些知識，盡管他們都不是城市專家。想象把所有這些多樣的、有特殊知識的人聯接到一個開源的網絡中或一種維基式的網絡中，使這些信息得以傳播。市政府機構可以學到很多無法輕易獲得的關於城市的知識。最終，這會從社區上升到一個城市的高度，一個從下往上運行的機制，導致變化和協作，產生一個被完全調動起積極性的社區和一種城市文化。

城市空間是分散的，伴隨有趣的經濟和政治的一系列變化，可能會發展出讓人意想不到的交叉點。在這方面，城市的開源能讓人們感到城市更像他們自己的。城市化可以在個體主動性中得到發展。作為其結果的科技形式，可能更類似於一個城市版本的維基解密網站。

你對“全球城市”的未來怎麼看？

薩森：全球城市和全球城市空間的特殊性在於，不能簡單地將其政治主體和實踐的形成，概括為資本的物價穩定或勞工市場結構等功能需要。

最重要的是，企業的財富與權力和弱勢群體同時大規模集中在全球城市，讓城市成為了必爭之地。全球城市濃縮了多樣性。其城市空間不僅受到佔主導地位的企業文化影響，還連接了許多其他的文化與身份認同，特別是通過移民而來的文化與身份認同。這個變化顯而易見：佔主導地位的文化隻能覆蓋城市的局部。

雖然企業的力量改變了非企業文化以及差異性的身份認同，從而降低了它們的價值，但非企業文化仍無處不在。如遷移社區和非正規經濟就是兩個實例，在紐約、洛杉磯就有這樣的例子。

所有這些經濟體，無論是否強大，大多佔據著特定空間，雖然這些空間也是專業人士和辦公樓的門衛、專業人士和保姆或清潔工交匯的重要場所。然而，城市的存在感依賴於全球化在這些城市中的特定“本地化”，由此，我們才可以看到城市空間本身產生的新的政治認同和實踐。假設同一類人在另一個背景下，比如從事農業，擁有大型商業農場，則將具有不同的政治認同。

在全球化進程的背景下，空間上的向心性產生了一系列的結果。隨著新的權利要求形成，一個跨國的經濟和政治開放局面產生了，因此一系列的賦權得以施行，尤其是地方性的權利，“公民身份”和公民多樣性實踐的新形式也得以確定。從許多方面來說，移民都是全球城市中非正式的公民。勞動力市場的跨國化，會在各種人群細分中形成身份認同和忠誠，細分人群明確排斥民族的想象共同體。新的團結一致以及群體成員概念也隨之而生。

作為結果的城市空間去國家化，以跨國參與者為中心的新型權利要求的形成，與其間涉及的爭論共同組成了作為新型參與前沿地帶的全球城市。一個重要的問題是，全球城市是否也是一個新型政治的場所，一個超越了文化和身份認同的政治空間，或至少部分包含了這些內容。另一個重要的問題可能是，這些跨國認同，以及跨國地理存在，是如何將自己安置在城市的物理空間上的，例如，人們遷移到傳統的城市飛地或近郊圈，情況會有什麼區別呢？

作者系《東方早報·上海經濟評論》記者

(責編：於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