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濤：梁思成與他那個的時代【2】

沒有任何一個歷史學家把大躍進社會史和建筑史放在一起

還有一個細節，奧雷演講放十大建筑的幻燈，使我突然意識到，關於大躍進，關於國慶工程，有兩套歷史知識，我完全沒有任何連結。在社會史上，現在大家逐漸知道，因為錯誤的政策導致58年到61年中國，主要是鄉村，有幾千萬人餓死，成為人類歷史上最大的飢荒。在建筑史上，國慶工程實際上是在同一時刻修出來的，這方面資料非常少，但是從官方的宣傳資料上，被《人民日報》社論認為是大躍進的產兒，是中國建筑史上有開創性的成就，這個工程非常重要，凝聚了無數人的智慧和血汗，值得大家好好的分析和贊頌的。但是實際上到現在沒有一部關於十大建筑的深入建筑案例的分析，怎麼設計、怎麼施工、有哪些技術問題。另外一個更大的問題，沒有任何一個歷史學家把大躍進社會史和建筑史放在一起，這兩部歷史的鴻溝如此巨大，以至於你幾乎覺得說的是完全兩個不同的時代。而恰恰是在中國開始經歷最悲慘危機的時候，那十個項目耗費巨資修建出來。

所以這個問題開始越來越引起我的研究興趣，能不能寫出來，把這個社會史和建筑史聯系起來，把國慶工程放在大躍進的語境裡探討，它是如何動員、組織，通過設計、技術創新、人海戰術把它修建出來，它與當時政治經濟形勢如何互動，這些都成為我的研究內容。

我也意識到一點，建筑師和任何人一樣，如果面對一堆紀念碑式的建筑，如果脫離歷史時代背景，不可避免的隻能被它的形式打動，因為他不知道當時的歷史狀況，隻能忠誠地以形式來美化權力，把建筑的形態、語境從當時的經濟、政治狀況抽離出來，這也正符合官方宣傳的意願。換句話說，我們觀察建筑通常認為這個建筑是沒有歷史的，它只是一堆物質的軀殼。更進一步說，這個建筑有風格，有形式審美，但是它沒有社會歷史，它脫離當時的歷史狀況。我當時發現，在非歷史這一點上，再優秀的建筑師，包括OMA這種建筑師，都是與權力機構合謀，大家一起忘掉它，忘掉當時社會的問題，這呈現出一種矛盾的復雜性。

再接下來就是08年四川地震鄉村校舍倒塌和北京的一批奧運工程，這個對比讓我再次看到歷史在重復，建筑資本分配的極端不平衡現象是如何以最直接的方式來揭示中國內部存在的深層矛盾。於是在2009年建國六十周年時，我開始研究北京的十大建筑，在調研過程中我時時為一種現象感到困惑，我把它稱作建筑的任意化現象：為什麼十大建筑語言如此散亂多樣，如此任意化。比如說軍事博物館顯然是受蘇聯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影響，民族飯店、華僑大廈卻是現代主義，民族文化宮則是大屋頂的傳統形式，人民大會堂是文藝復興式的大柱廊。而這些風格在五十年代都被一一批判過，卻突然在58年、59年全冒出來，而且並列在一起，建筑師當時是以怎樣的心態在創作，怎麼突然會釋放出這樣一種折衷主義的熱情。

建筑任意化更深刻的表現為建筑生產與當時社會狀況巨大的斷裂，十大建筑本身是城市大躍進建設運動中的地標式項目，緊接著中國進入經濟、政治全面的危機，但還在繼續耗費巨資把這十大建筑修建出來。於是出現這樣一種狀況，在農村有成千上萬的農民陷入飢荒乃至最終餓死，但在城市裡依然花大錢修這個建筑。所以我採訪了將近二十幾位老建筑師和老工程師，我都會問他們同樣的問題，你在城市做設計的時候有沒有聽說鄉村爆發大飢荒，結果是隻有一個人知道，其它所有的建筑師都不知道，他們都在非常浪漫的想象中國馬上就要實現現代化了。最打動我的就是那位高義蘭老師，清華大學的，他參與國慶工程設計，民族文化宮剛落成，前面廣場上是彩色噴泉，晚上他去那裡散步，感受美好的景象，他想北京再過十年就會成為現代化城市。當時他對農村的景象完全一無所知，當時隻有清華大學的黨組織書記知道，他的任務就是攔截當年暑假回鄉下探親回來的學生，不許散播大飢荒的消息，如果散播了就是思想有問題，就要受到處分。而在歷史學家中，我查到的，隻有顧准先生的日記裡寫到。因為信息封鎖，同時有著兩方面經驗的人非常少。顧准當時從河南信陽大飢荒逃出來，他沿途看到遍地哀鴻，再到了北京看到人民大會堂，他感覺有種從地獄走到天堂般建筑的感覺，他發誓不進。其實當時大部分人都生活在信息斷裂的狀態。為什麼會達到這樣的狀態？我開始覺得光寫十大建筑的案例分析已經不夠了，我決定再倒退一步，回溯新中國49年到59年到底發生了哪些事情，於是產生了今天這本書。

用梁思成先生的思想檢查為中心線索串聯起來的建筑史研究

下面一步就是方法論，也就是如何寫這本書。我個人認為這本書在方法論上一個比較大的創新是用梁思成先生的思想檢查為中心線索串聯起來的，通常建筑史是以建筑案例或者建筑師正式發表的文章，我是用思想檢查。編輯非常敏銳的把我埋在文本裡的一句話揪出來，我認為那是全書的靈魂所在。我寫了這樣一句話，“如果說1920年在歐洲崛起的現代主義建筑運動是靠一系列建筑師宣言推動的，那麼1950年代的‘新中國建筑運動’則是靠一篇篇建筑師的檢討展開的。在眾多建筑師的檢討中，梁思成，這個‘新中國建筑運動’的中心人物，寫得最多，也最深刻、全面……”我是靠這套史料把相關的歷史資料串聯起來寫了這樣一本書。

在具體著手分析處理梁先生的第一篇檢查，1951年的那個檢查《我為誰服務了二十年》的時候，我馬上被一個問題難倒了，他的檢查寫的非常好非常全面，回顧、反省了他30年代、40年代的工作，我就不停的回過頭去看他做了什麼，然后我就發現篇幅越來越大，一轉眼一萬多字下來，還沒有走到新中國建筑的主要論述的時候，我覺得還得再回溯，把30年代、40年代梁先生做的工作再整理一遍。我當時想不可能有任何創新了，這已經研究的透透的。再整理一遍，我的重點在新中國建筑史，結果沒想到一深入下去，我很吃驚的發現，關於梁思成先生的研究，還存在大量的空白，大量都是想當然的重復和抄襲，很少有獨立的挖掘史料來分析的。

舉一個例子，大家都知道1932年4月梁思成和林徽因先生各發表了一篇文章，非常全面的概括中國建筑史，理論性地、歷史性地概括中國建筑史的體系，已經非常全面的寫出來，而他們在1932年6月份才開始第一次考察中國古建筑，越過明清之前的中國古建筑考察，到河北薊縣考察。這個問題就出來了，當你把很笨的工作做的具體以后。6月份才開始第一次中國古建筑考察，4月份提前兩個月就已經寫出來非常完備的關於中國建筑史的概括性的文章了，他的知識從哪來？我就到港大圖書館把1932年之前的所有國際的學者研究中國古建筑史的書拿出來，法國的伯希和，日本的伊東忠太都擺出來，一點一點的對，跟林徽因先生的文章對，大段大段的文字是借鑒了伊東忠太的《支那建筑史》。

我再次聲明，這不是貶低梁思成先生、林徽因先生的貢獻，而是隻有分析哪些東西是借鑒別人，你才能搞清楚他們的獨特貢獻在哪裡，要不然他們永遠成為模糊的神話。他們獨特的貢獻是什麼呢？他們整個的知識是借鑒了日本的學者，但是他們有他們的觀念，他們由建筑師的訓練，他們用現代主義，用結構理性主義，滿眼看到中國建筑的優點都是關於結構，因為那一點跟現代主義原則是相通的。他們建筑史的研究是非常理論化的，從一開始就關注中國建筑獨特的木結構體系是跟現代建筑相通的，因為他們的理想是催發出中國自己的建筑。

(責編：牛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