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濤：梁思成與他那個的時代【3】

政治任意化導致建筑任意化

這本書聚焦的是1949年到1959年，我也用類似的方法一個月、一個月的來考察。我越過這一段，通過這個考察我得出結論，這十年非常重要，當權者不懂建筑，但是相信通過一撥又一撥的政治運動和思想改造能全面解決建筑專業問題。而這些運動常常受各種偶然因素影響，國內外的局勢、領袖個人的情緒影響和變化莫測，前后邏輯不連貫，方向忽左忽右。梁思成先生又是非常熱切的追隨者，一開始很真誠，但是到反右之后開始懷疑所有人變得不真誠。他不停的寫思想檢查批判改造自己，有時候也將批判矛頭指向別人。到最后我相信我自己弄清這個問題了，到1958年、1959年，尤其經歷了57年的反右，政治的任意化導致建筑語言的任意化，建筑師的信念和行動和周圍願景之間的關系徹底斷裂，建筑師完全變成折衷主義，迎合形勢的一幫工作者。同時建筑的任意化導致建筑生產的任意化，當權者經常不顧一切代價，調動一切資源修建少數的地標的紀念碑式建筑，時常忽略保障民生和社會運轉的最基本社會基礎設施。

這個歷史遠遠沒有結束，盡管今天階級斗爭、思想政治斗爭不再主導中國的社會生活，但是據我的觀察，政治運作的任意化導致建筑任意化仍然隨處可見，更奇怪的是這種紅色遺產在今天又時常跟資本的任意化結合在一起。大家看看全國上下，一二三線城市，小到縣城，甚至到鎮，大家都瘋狂的在圈地，修建龐大的沒有館藏的博物館，沒有演出的歌劇院等等，一批批非理性的建筑生產活動在全國大規模發生。我們有非常宏偉的願望，比如到2012年中國要把3.5億農村人口轉化成城市人口，3.5億已經超過了美國全國的人口，在不到二十年裡要把他們轉化出來，2030年達到70%的城市化率，意味著10億人以上住在城市裡。這樣的大規模、大尺度的開發發展，會不會又造成一個個的大躍進？災難防御措施在哪裡？一個經歷了這麼多的災難都不會后悔的民族，如何能保証不重蹈這個災難？這是我寫作的時候經常遇到的問題。

在中國城市化項目所亟需的一系列批判性評估工作中，我認為中國建筑史寫作——與中國社會史寫作之間建立起緊密聯系的空間史寫作——是其中最重要的部分之一。歷史寫作並不能為我們面臨的緊迫問題提供具體答案，也不會幫我們預測未來，但它對我們的存在至關重要。深入的中國現代建筑史研究，可以幫助我們挖掘集體健忘症的根源，挑戰和擊破神話，解釋來源和意義，重新恢復我們空間經驗的連續性和共同性，可以幫助我們清晰的認識到中國在努力尋求現代化的進程中，建筑師如何與社會、文化、政治持續互動，一路走過來的。歷史通過加深我們對中國建筑過去的認識，將會幫助我們理解當前的空間問題，從而更智慧的面向未來。

正是在這種意義上，梁思成那一代建筑師在新中國成立十年間，以沉重代價換來的精神遺產，不該被遺忘。他們的心路歷程與中國建筑文化的演變過程，以及與那個時代的互動經驗，在今日中國的語境中，仍有著極強的相關性。謝謝大家。

許紀霖，1957年出生於上海。華東師范大學紫江學者，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華東師大中國現代思想文化研究所常務副所長，華東師范大學歷史系中國近代思想史專業博士生導師，華東師范大學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常務副院長，校學術委員會委員。擔任上海歷史學會副會長、秘書長、中國史學會理事，上海哲學社會科學聯合會委員，香港中文大學《二十一世紀》雜志編委。 近年來主要從事二十世紀的中國思想史和知識分子的研究以及上海的城市文化研究。

（注：本文轉載自“高和分享--新浪專欄”，作者觀點不代表本網立場。）

(責編：牛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