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達：在美國大麻掀起的一場大變革

提到華盛頓，一般想到的，都是美國首都，其實還有個華盛頓州，一大塊地，安安靜靜躺在頂西北角，好像不發生什麼事情。華盛頓州，和感覺同樣偏遠的科羅拉多州，卻暗暗掀起了一場大變革：州民們通過公投，率先宣布了本州大麻合法化。

第一次讀到大麻，還在“文革”中。幾乎所有的書都禁了，讀本小說算偷嘗禁果。四本一套的《基督山恩仇記》，以顛三倒四的次序，七零八落地通過地下渠道流到我手中。在“意大利：水手辛巴德一節”，巴黎上流社會青年弗蘭士被帶到基督山島，神秘洞窟盛宴上，端上一個小小銀質蓋杯，打開銀蓋，神漿綠色淺淺。弗蘭士品嘗后，“身體輕飄如空氣，知覺變得非常敏捷，感官能量似乎增加一倍”。原先恐怖陰郁的地平線“變得藍色、透明、無邊無際。彌漫著海的蔚藍，太陽的光輝，夏季微風的芬芳”。耳邊響起如神曲般的水手歌聲，“一片令人心蕩神銷的神秘和聲，直升天際”。書裡說了，那就是大麻精。

再次遇到大麻是初到美國，大麻是法律嚴禁的毒品。這麼大反差，自然引出更多好奇心。

國際上一般對毒品分軟毒品（Soft）、硬毒品（Hard）。軟毒品有一定致幻作用，依賴性低，大麻是典型。硬毒品有很強的興奮、致幻和刺激作用，很容易產生藥物依賴，海洛因、可卡因等絕大多數毒品都在其列。如對毒品寬容而出名的荷蘭，其實放鬆的只是大麻，對硬毒品一樣管得很緊。

對毒品管理一直有兩極意見，美國也是。“零容忍”的對面，是主張對所有毒品，不分軟硬，都有限合法化，依據是葡萄牙。迄今為止，葡萄牙是歐洲唯一對軟硬毒品全面有限合法化的國家。葡萄牙2000年立法，2001年7月開始實行，對本國居民少量擁有軟硬毒品都免除刑事懲罰。擁有量不得超過一個人普通吸食十天的劑量，品種從大麻到海洛因、可卡因和興奮劑等都可以。2009年4月2日，美國的Cato智庫發表了格倫·格林沃德的一份報告：《葡萄牙的毒品合法化：建立公平、成功的毒品政策之經驗》。這份報告被世界各大媒體廣泛報道，搶眼的是裡面的數據，例如：在十三到十五歲年齡組，“終生染毒率”從2001年的14%降為10.6%，十九歲以上的略微上升。但是，根據“歐洲學校對於酒精飲料和毒品調查項目（ESPAD）”等報告，稱葡萄牙的“終生染毒率”，可卡因的使用從2001年的0.9％上升至2007年的1.9％，搖頭丸從0.7％上升至1.3％，海洛因從0.7％上升至1.1％。另有一種意見認為，葡萄牙在毒品合法化之前，沒有准確統計數字，所以，此類調查都不可靠。能夠確定的是，硬毒品的強傷害、易上癮特性，讓歐洲各國對合法化還是非常謹慎，更不要說三億人口的美國了。

所以目前，隻有軟毒品的典型大麻，還有合法化的現實可能性。

大麻一直被認為有特定醫療作用，在英屬殖民地時期，大麻在北美是傳統藥品。但是在美國建立一百多年前的1619年，殖民地當局已經開始對作為藥品的大麻設限。1919年，美國因憲法第十八修正案進入禁酒時期，幾乎同時的1920年代，大麻在美國開始被貼上毒品標簽，在許多州被禁。聯邦禁酒時期在1933年12月5日由憲法第二十一修正案結束，然而，對大麻的禁止反而加強了。1934年，五易其稿后，在美國“統一州法”全國委員會會議上，通過了《州統一麻醉品法》，對大麻有了具體管制措施。但是，它需要由各州自願採納。

雖然羅斯福總統在1935年站出來表示全力支持，一開始，也隻有九個州願意採用。於是，發起建立法規的聯邦麻醉品局成員，哈利·J.安斯林戈，決定打個廣告戰。廣告針對年輕人，宣稱他們將會因吸食大麻嚴重損害健康而奄奄一息，會精神錯亂犯罪殺人或者自殺。廣告戰非常成功。最終，在1930年代中期，有三十五個州採用了《州統一麻醉品法》，其余的州也都以自己的州法，紛紛把大麻定為不同程度的受管制藥物。

如此相安無事三十年。變化發生在1960年代中期的嬉皮士運動，整整一代人開始顛覆傳統和反文化，沖破一切禁區，大麻和迷幻藥成為嬉皮士標志。

在1960年代末，尼克鬆宣布，他的司法部長米歇爾正在領導制定新的禁毒法律。司法部不是立法機構，他們隻能提出方案，這一次，國會接受了司法部的立法建議並通過了方案。那就是尼克鬆簽署的《1970年受控物質法（CSA）》，CSA附有五個“受控物質”附表，大麻歸在最嚴格控制的第一附表中，被認定“具有高度潛在濫用風險”，“不具有被認可的醫療用途”，“若無醫生指導，使用不安全”。正是大麻的爭議性，該法案要求設立一個“大麻和毒品濫用委員會”，目標就是研究大麻在美國的濫用情況。希望通過委員會研究，拿出有說服力的科學証據，支持這個立法。委員會主席是當時賓夕法尼亞州的州長雷蒙·P.謝弗，俗稱“謝弗委員會”。

1972年3月22日，謝弗委員會給國會提交了一份研究報告：《大麻，一個誤解信號》。根據研究結果，委員會建議不把持有少量大麻劃入刑事罪行，報告稱：“即便是為了抑制使用，對於個人擁有（大麻）的刑法也過於嚴厲。它意味著，對我們認為不恰當的行為，要施以壓倒一切的訴訟指控。吸食大麻的實際危害和潛在危害，都沒有嚴重到要以刑法去侵入私人行為的地步，這是我們的社會都極不情願去走的一步。”1974年，謝弗委員會再次在國會面前作証：經過五年研究，大麻的危害遠沒有最初預想那麼大。

在社會巨變時刻，民間草根風潮與代議制政府的立法分支之間，有觀念、態度上的很大距離，甚至是激烈沖突﹔直接受到風潮沖擊的行政分支，面對一大堆幾乎無法應付的麻煩，更是強烈反彈。而大麻是這個風潮的一個象征。根據2000年以后公布的文本，1971年5月26日，尼克鬆總統試圖對謝弗施加壓力，讓他不要把委員會的這份研究結果拿出來。他對謝弗說，“你是個專家，有足夠的理解力懂得，你拿出來的東西和國會的感情有怎樣的沖突……你打算做的事情會讓你的委員會看上去糟糕透頂。”在其他一些談話裡，也可以看到，尼克鬆把大麻和文明社會的墮落聯系在一起。謝弗委員會的態度是，政府對禁用毒品的立法執法，還是必須冷靜理智。政府是否應以刑法為武器進行干預，應該實事求是地根據一個具體藥物的實際傷害程度來判斷和決定。謝弗委員會向國會提出建議：“鑒於無論是大麻使用者，還是大麻本身，都不足以構成公共安全威脅，所以，私藏供個人使用的大麻，不應再是一種罪行，凡以無報酬散布、或者以微不足道報酬散布少量大麻，不應再列為刑事罪行。”

謝弗委員會在立法初期就試圖合法化大麻的努力，在國會和尼克鬆行政分支都受到抵制。大麻仍然留在《1970年受控物質法》的第一附表中。大麻作為“附表一受控物質”，在CSA下受到嚴厲限制：擅自種植、擁有、散布大麻是聯邦刑事罪行。僅擁有大麻的初犯，構成刑事輕罪，可能受到最高一年的監禁和最低一千美元的罰款﹔再犯的最低罰款是兩千五百美元，以及最低十五天、最高不超過兩年的監禁﹔被告幾次重犯，須判處最低五千美元罰款及最低九十天、最高三年的刑期。大麻的種植或銷售散布，構成刑事重罪，將受到五年以下有期徒刑，罰款高達二十五萬美元。

當時民間大麻非常普遍，各地紛紛反彈，很多地方廢除了限制大麻的法律法規，也就是在很多地方吸食大麻雖違反聯邦法，卻並不違反地方法。聯邦執法力量很弱，當時反越戰等社會沖突連連，也根本顧不上對抽大麻執法，大麻實際上已經普遍到了法不責眾的地步，也就很少有人僅僅因為吸食大麻而被捕。嬉皮士年代，抽大麻是大學裡風行的一種反叛態度，學生去教授家裡拜訪，教授遞上一支大麻煙，是很尋常的事情。

1960、1970年代的風潮過去，嬉皮們開始分裂，大部分回歸原來社會軌道，成了雅皮。

可是，不僅美國，整個西方已經進入一個傳統觀念突破的后現代。這一突破促進了多元化的文化觀，也打開了潘多拉的盒子，底層民間追求感官刺激成為常態，各種毒品傾巢而出，覆水難收。以2011年為例，三億人口的美國，有三十三萬人因毒品（絕大部分是硬毒品）而在押，而散在社會上暗藏的毒品暴力罪犯，更不知有多少。說起來是“我的身體，我的選擇”，但是毒品泛濫必成社會問題。不僅是大城市，鄉間也無法幸免。以我居住的縣為例，原來十分平靜，幾年前已經平均每天一起破室偷盜，據警察告訴我，這些破室偷盜者幾乎全是“毒虫（dosy）”所為。這是警察用的俚語，特指那些為了一劑（dose）毒品鋌而走險的人，他們常常是青少年。隨著“毒品事業”國際化的推動，國際毒品企業和幫派武裝、相關暴力越來越嚴重，成為國際影視動作大片的重要內容。毒品對社會的襲擊非常快，作為應急反應，各州有關毒品的立法，很快都採取了和聯邦《受控物質法》的一致立場。這就解決了CSA的執法問題。美國對毒品的零容忍執法狀態，已經被民眾逐步接受為常態。大麻也就在零容忍的執法范圍內。

(責編：於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