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機引發西方學者對個人主義的深刻反思

海外網4月15日電 求是理論網刊登《紅旗文稿》文章，全文摘編如下：

自2008年美國次貸危機爆發，繼而引發全球性的金融危機以來，不少西方學者對當代資本主義重新作了深刻的反思，反思是全方位的，從經濟、政治直至西方世界價值之源的個人主義。正如美國《新聞周刊》國際版主編法裡德·扎卡裡亞所言：“這是一場金融危機、民主危機、全球化危機，從根本上說是道德危機。”金融危機背后深層次的是道德危機，那就是作為西方價值總匯的個人主義出現了問題。

一、“佔領華爾街”運動引發的思考

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后，人們對華爾街的貪婪怒不可遏，紛紛譴責這種隻顧自己發財不惜坑害別人的卑劣行徑。“佔領華爾街”是一連串主要發生在紐約市的集會活動，活動的目標是要持續佔領紐約市金融中心區的華爾街，以反抗大公司的貪婪不公和社會的不平等，反對大公司影響美國政治，以及金錢對民主和法律的負面影響。類似的集會運動出現在了美國各州並蔓延至南美洲、歐洲、亞洲、非洲、大洋洲各地，並在全球各大城市串連。“佔領華爾街”運動雖已結束，但其影響發人深省，因為這是民眾自發自覺公然質疑經濟制度，是自20世紀50年代后第一個將資本主義整體作為批判對象的群眾運動。這在過去50年中，不論工人階級還是左派——有組織的還是無組織的——都是不可想象的。

2012年第42屆達沃斯冬季論壇刮起了一股反思資本主義的勁風，論壇以“20世紀的資本主義是否適合21世紀”作為中心話題，“改造資本主義”、“重塑資本主義”亦成為熱門議題。西方主流社會終於開始直面資本主義的“病人身份”,承認“不可一世的資本主義”眼下在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都陷入了“看不到盡頭”的困境。

美國著名經濟學家理查德·沃爾夫教授認為，美國和歐洲的經濟動蕩不應被理解為金融危機或債務危機，而應被理解為資本主義的制度危機，而這場制度危機的背后價值根源就在於個人主義。反對國家監督的“新自由主義”經濟思潮，其核心就是這種個人主義。因為個人主義反對權威和對個人的各種各樣的支配，特別是國家對個人的支配。《美國新聞與世界報道》周刊主編莫蒂默·朱克曼撰文稱：“從心理上說，我們的企業文化歷來珍視個人主義、創業精神、務實態度和發明創新。隨之而來的也有對法治的持久尊重。個人主義的理論看起來很美，但現實生活很殘酷，每天都在發生的，卻是一些個人和個人集團在侵犯、剝奪另一些個人和階層的利益。”“佔領華爾街”運動就是對這種金錢霸權的抗議。但是這種霸權太強大又太隱蔽了，所以，看似每人手中都握有一張選票，卻無法用它來改變現實。

經濟學家理查德·萊亞德在英國《金融時報》撰文指出：“過度的個人主義和過度的貪婪，使我們落到了這個地步﹔我們必須重拾昔日美好時光的價值標准、互信和利他主義。”

二、 金融危機的幕后推手

金融危機的爆發，使得西方學者從不同視角探究其原因，大家基本形成一個共識，即引發危機的幕后推手就是美國金融街貪婪的金融資本家及效率低下的政府。美國學者福斯特和馬格多夫在題為《金融內爆與停滯趨勢》一文中指出，當前由金融危機引發的全球資本主義危機的根本原因，“在於從20世紀60年代末的戰后繁榮以來，實體經濟中的生產和投資一直處於停滯趨勢。於是，資本主義就通過使經濟金融化的方式來彌補停滯趨勢的后果，這使金融泡沫惡性膨脹並和實體經濟的表現日漸脫離，最終導致了當前美國和世界的金融危機和全球資本主義危機。”為這場危機首擔其責的應是那些食利者階層：華爾街金融資本家和投機炒客。

自20世紀70年代開始，資本主義各種刺激因素已經日漸式微，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增速變緩，大量剩余資本開始尋找投機性的金融出路。於是，大規模的軍費開支、債務和金融投機成為應對停滯的刺激經濟手段。但這些飲鴆止渴的手段不僅根本不足以制止經濟停滯重現，還會使問題隨著時間的變化變得越來越嚴重。美國學者曼庫爾·奧爾森在他的《國家的崛起與衰落》一書中認為，美國制度的老化產生了一種“資格文化”：“特殊利益集團通過優惠稅額、特殊撥款、指定款項以及其他各種各樣的特權，一點一點啃食國家財富。”本來，制造危機的罪魁禍首——靠金融投機爆發的最富有的有產階級理應為這場危機埋單，這不僅是基於最基本的社會公平，更因為是他們的投機制造了這場危機。可他們卻在竭盡所能利用資本主義制度的現有機制，以損害其他社會成員為代價來彌補損失、獲取利益。

世界經濟論壇創始人兼執行主席克勞斯·施瓦布在2012年達沃斯論壇年會上指出：“放任無度的高薪福利嚴重敗壞了經理人的從業風氣”。最初的資本主義體系中分工明確：企業家承擔投資風險並享有收益﹔經理人確保企業在長遠的未來能為所有利益相關者帶來利益。而如今，過度的紅利體系使得經理人的收入與資本擁有者的利益緊密挂鉤，從而顛倒了正常的分工體系。

長期旅居美國的日本學者神谷秀樹在《貪婪的資本主義：華爾街的自我毀滅》一書中寫到，華爾街的精英即便獲得了MBA職位，職場中必須遵守的道德卻一無所知﹔華爾街銀行家的“工作方法”是：供職的金融公司如同出借資產負債表的房東，銀行家則像是租房的住戶。銀行家會充分利用借來的資產負債表，盡可能地增大收益。在市場環境好時，銀行家每人每年收入能達到數千萬、數億美元﹔市場環境惡化時，銀行家們則拋下巨額虧損的資產負債表，拂袖而去，尋找下一個“房東”。“今天賺的給我，明天賠的歸你”，他們認為隻要“合法”就可以不擇手段。投資銀行家是全世界最貪婪的職業，人類的欲望已經膨脹到了無以復加的程度。“‘貪婪’如果一旦發病，就不可收拾，需要長期的、艱苦的、持久的治療。”

金融危機的爆發，政府的失職顯而易見。資本主義發展的歷史証明，資本主義國家的政府會在危機中充當“最后貸款人”的角色，即在危機期間為金融體系提供流動性，為金融機構直接注入資本或在必要時直接對其進行國有化。但私有市場經濟制度中的政府支出首要目標是維護有產階級的利益。曾任克林頓政府勞工部長，現為美國加州大學伯克萊分校公共政策學院教授羅伯特·賴克在《美國的邏輯：為什麼美國的未來如此堪憂》一書中指出，金融危機使得社會兩極分化嚴重，政策因素失誤、政府監管缺位是一個重要原因，在這場危機中，政府有很大責任，“自由市場資本主義”、“金融資本主義”、“賭場資本主義”是行不通的，而且會導致很大的災難。

(責編：牛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