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鉞：近代西方國家的強大並非是政治制度先進

海外網4月28日電 據《紅旗文稿》刊文報道，一個國家採取什麼樣的政治制度與該國的歷史、國情、國際形勢等因素密切相關。政治制度對一個國家的穩定、繁榮與發展起著極為重要的決定性作用。在當今世界，許多發展中國家採取了與西方國家比較接近的政治制度，在其中有些發展中國家，西式政治制度已實施很久。但令人疑惑的是，這種在西方發達國家看似成功的制度並沒有普遍給其他國家和地區的人民帶來穩定和幸福。那種理論上彼此制衡、互相監督的理想政治狀態在這些發展中國家並沒有出現，反而恰恰由於各黨派、政治組織勢均力敵，導致彼此在各個層面相互制約，互相掣肘，在很多議題上較少達成妥協或一致，國家政治生活始終不能穩定下來，經濟發展、社會生活受到不小的影響。

有學者認為，一個國家如果內部不具備相應的社會條件和基礎，貿然引入競爭性的、全國范圍內的選舉機制，往往容易造成社會群體的分裂和嚴重對立。因為對規則的遵守和習慣的養成需要很長時間才能在社會中逐步建立，如果缺乏這一意識，再理想的政治制度也可能難以發揮理想的作用。

一、社會條件是制度成功的基礎

近幾十年來相當一部分發展中國家出現的政治現象使我們思索，為什麼競爭性選舉、相互制衡的政治制度在西方發達國家通常並不會引發破壞性的結果，但在許多發展中國家不但難以達到預期的目的，有時反而還會增添新的矛盾，帶來相當多的阻礙，影響發展速度？

這是我們必須認真研究的問題。同一種機制即使在同一個國家，在不同的歷史發展階段會起到幾乎完全不同的作用，何況在不同的國家。在快速發展的國家裡，當經濟迅猛發展，帶來物質上的繁榮時，也正是相對比較危險的時期。在這種局面下，若貿然引入競爭性的選舉機制，恐怕隻會加劇社會各群體之間的鴻溝，使矛盾趨向激化，導致社會更加分裂，理想化的相互制約會異化為相互掣肘、內斗。

社會條件、政治條件、民情等軟性的內容是很難用推倒重來的方式進行再建和新建的。一個社會以及這個社會中每一個個體的道德、行為、習慣、心態、傳統、風俗都是在長期的歷史和生活中形成的，這是一種民情，它們天天出現在人們的生活中、工作中，無處不在。人們如何對待他人，如何處理與生活、工作，與他人，與團體等的關系，實際上都是社會條件、民情的體現，同時這也體現著人們對民主的理解。鄧小平早就強調過，民主既是目的，也是手段。能不能達到民主的目的，除了需要硬性的法制、制度等外，更需要有相應的社會條件、民情為基礎。不具備相應的社會道德和習慣以及以此為基礎的民情，以為憑空就能建立起理想的民主制度，很有些痴人說夢的感覺。

如果一個社會缺乏相應的民情，缺乏相應的道德基礎，也缺乏合適的行為規范，很難指望在這樣的情況下能建立牢固的新制度。更不可能用推倒重來的做法建立新的制度，那樣做的代價太大，負擔會更沉重。民情是國情重要的組成部分，而制度的有效與否與一國國情有著密不可分的關系。

二、美法發展道路的比較

社會條件、傳統、民情在一個國家政治制度的建設中所起的基礎性作用，可以從美國、法國兩國發展道路的比較中得到驗証。

美國的獨立戰爭（1775—1783）和法國大革命（1789—1799）都發生於18世紀末期。在這之后，雖然兩國都有戰爭、動蕩相隨，都不同程度地度過了一段混亂時期，但相對來說美國較快地擺脫了混亂局面，較早地穩定了政治制度，走上了快速發展道路。而法國卻在大革命結束后，始終不能穩定下來，幾度走了回頭路，用法國學者自己的話說，就是法國浪費了將近上百年的時間，付出了很大的代價，最終才找到了合適自己國情的道路。

美法兩國相差如此之大，主要原因在於，兩國革命的領導人對待當時存在的社會條件、社會基礎方面秉持了不同的態度。美國革命的領袖們尋求脫離英國的統治，但願意保留英國的法律，以及英國社會和文化的遺產。與此相反，法國革命領袖們則摒除了現存的社會，把社會當成是舊制度，企圖用新政治、社會、文化構架取代舊制度。

法國當時的革命領袖們充滿了浪漫的理想和沖動的激情，把一切現存的都視為舊制度下的產物，都視為應當掃除的。大革命的領袖們，如羅伯斯庇爾曾多次以慷慨激昂、魄力四射的精彩演講打動人心，但正是在他和他的派別統治時期，法國陷入了恐怖，巴黎每天都有人被送上斷頭台，全法國在短短的一年之內被胡亂處死數萬人。人們最終發現，激情的演講、浪漫的理想，根本都是些不切實際的東西。巴黎、法國到處都充滿謠言，人們一日數驚，每個人似乎都生活在惴惴不安和惶恐之中，連羅伯斯庇爾自己也成了自己政策的犧牲品，最終被送上了斷頭台。

追求平等、自由、博愛的法國大革命，以推翻專制獨裁為目標的革命，最終以歡迎另一個政治強人——拿破侖的獨裁到來而結束。此后，法國又幾次走向帝制，幾次走向共和，反反復復折騰多次。追根溯源，法國大折騰的原因在於當初的目標設定過於理想、浪漫，罔顧當時法國的社會現實、社會條件，採取了推倒重來式的激烈模式。自1789年以后，直到1871年之前，法國一直在折騰。直到1871年的普法戰爭之后，法國才逐漸擺脫了往復循環的老路，逐步趨向穩定，而這一穩定到1958年第五共和國建立之后，才得以較好地實現。法國的社會條件與制度之間花費了上百年的時間才得以復歸。打倒一個舊制度容易，建設一個新社會卻很難。

美國在革命之后經歷了一系列的變故，如1786年的謝司起義、1787年費城制憲會議的變革、1798—1800年的美法戰爭、1812年—1815的英美戰爭（英軍曾攻入華盛頓，大掠而去，放火燒了總統府等許多公共建筑），1861-1865年的南北內戰等。在美國初建的80余年中，變故並不少，但我們需要特別注意的是，這些都並非社會條件、傳統和民情等基礎方面的問題，而是軍事、政治、經濟層面的沖突和動蕩。美國在社會條件方面基本維持了傳統的狀態，保持了傳統的習慣和民情，並沒有要徹底變革社會，憑空建立新的社會規范。與法國的長期反復和劇烈動蕩相比，美國自18世紀末以來的社會形勢相對來說是穩定的，從社會條件的意義上說，以及從現代國家建構的視角來看，美國是較早建立在符合自身國情基礎上的現代國家。

一個制度要能夠有效運轉和獲得成功，很大程度上需要與它自身的社會的基礎相適應。這樣的社會基礎又與社會文化和人群有關。什麼樣的人群就有可能產生什麼樣的社會，什麼樣的社會就有可能產生什麼樣的制度，因為社會條件決定制度，而不是制度決定社會條件。當然，社會條件與制度會相互影響，相互作用，兩者並不是完全對立，而是相輔相成的。社會條件對國家制度的形成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基礎性作用。同一種制度，在不同的時期對一個國家的發展會有不同的影響，在A時期，它可能是一個好制度，但由於社會條件的變化、形勢的變化，到了B時期，它如果不隨之調整，就有可能走向反面。所以，中國歷史上就曾經多次強調要與時俱進。不斷調整以適應社會的變化，這正是中國改革開放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

民情及其對制度有效性的作用我們已經有所認識。拋開美國的特殊民情不論，近代歐洲即使沒有美國那樣的特殊民情，卻依然先於中國等東方諸帝國走向了軍事技術上的強大，這是因為他們的政治制度比東方國家先進嗎？由此又引申出更進一步的問題，是不是可以認為近代歐洲的政治制度是歐洲列強率先走向強大的保証？答案是否定的。

(責編：牛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