欒軼玫：“韓流新階段”如何輻射中國

韓國人對“韓流”的態度非常奇特，對於這個由中國媒體發明的詞匯，他們愛恨交加，喜憂參半，喜的是自1999年“韓流”一詞出現之后即被媒體廣泛使用，傳神地描述了韓國文化輸出的盛況，這一詞語后來又延伸到西方，於是英語中多了個新詞“Hallyu”﹔憂的是韓國文化界擔憂“韓流”會像“寒流”一樣如同一陣風吹坲而過，不能長久。因此，他們更多地思考如何才能使韓國文化保持長久的生命力與持續的對外輸出力。韓國知識界與文化界目前對韓劇大量輸出並不看好，他們的觀點是“我們韓國應該轉變方式，更多地對外輸出‘創意’、‘理念’、‘模式’，而不是‘內容’、‘產品’，因為后者不能持久”。

韓國“文創產業”起步相對較晚，是於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之后才開始著手發展的替代戰略產業，但在短短的17年時間裡，韓國的文化創意產業已居世界第五，一首韓國制造的《江南style》響徹大江南北，韓國動畫產業位居世界第三，其影視劇制造與輸出能力位居亞洲第三。毫無疑問，韓國已成為亞洲文化的引領者，而這一切應該歸結於其文化機制的創意上。

首先，韓國政府在文化政策制定上注重 “鬆綁”與“扶持”。韓國推行“文化即國家”戰略，舉全國之力扶持文化產業發展，制定了多方鬆綁與扶持政策，比如說“在電影與游戲產業取消審查制度，取而代之採取分級制度”，由於分級制度替代審查制度，電影與游戲產業瞬間“鬆梆”，生產力得到極大的釋放，這兩個產業因此在近10年裡得到了迅猛發展。政府在“鬆綁”的同時還通過設立各類專項基金來“扶持”媒介創意產業的發展，比如說設立了“文藝振興基金、文化產業振興基金、信息化促進基金、廣播發展基金、電影振興基金、出版基金”等多樣化的基金。

其次，在文化機制設置上注重“協同”與“發展”。韓國政府成立了“文化創意產業振興委員會”，由11個政府部門長官(部長)和主要通訊公司、電視台、電子企業、大學的8名負責人組成的這一“文化創意機制”打破了先前各部門之間的界限，解除了發展中的束縛，釋放了媒介創意產業發展的動能。在媒介機制上注重“協同”還表現在“one source multi-use”，即“一個來源多種應用”方面，以韓國最大的娛樂媒體集團CJE&M為例，它於2011年整合了廣播、電影、音樂、文化演出以及游戲項目等產業，一次性重組，讓廣播、電影、音樂、演出、游戲等項目內容可以在短期內實現機制帶來的發展紅利。

第三，在文化創意人才建設上注重“培養”與“培訓”。韓國從小學到高中普及創意教育，對於優秀的創意人才在創業和就業過程中給予各種優惠和支持。政府主導下建立人才培養基地，在文化創意產業領域培養4000名具有世界級水平的青年人才。開辦電影人學校，匯集優秀電影人才，繁榮電影的同時，帶動韓國旅游發展。由於利益回報豐厚，最優秀的人才都自發集中在文化創意產業這個領域。

媒介機制的創新為韓國帶來了豐厚回報，以電影為例，韓國電影市場在6年之前還嚴重失調，好萊塢大片分取了韓國70％—80％的市場份額。而近年來，韓國電影異軍突起，不僅享譽各大電影節，而且本土電影的票房業已擊敗了好萊塢大片。

輸出“創意”而不是“產品”，成為“韓流新階段”的主要特征。韓國各大媒體集團都在進行著這種轉變。比如韓國MBC電視台2012年推出綜藝娛樂節目《我是歌手》，該節目版權出口到美國及中國后，獲得“模式販售”版權價值超過100萬美元，數字音頻收益也高達500億韓元。而去年在中國熒屏同樣火爆的《爸爸去哪兒》也來自韓國。此前，在國際電視市場，電視節目形態的輸出國主要是英國與荷蘭，韓國目前已漸漸加入其中，增大了對亞洲周邊國家乃至世界的“創意輸出輻射力”。

自我警醒的韓國文化界時時刻刻感到文化產業繁榮背后的隱憂，與韓國媒體界朋友交流時他們提到最多的就是“你看當年的香港電影、日本電視節目也曾盛極一時，但最終是迅速衰落”。這種深入骨髓的警醒意識使得他們不斷更新文化輸出策略，比如說以輸出“創意、模式”替代輸出“內容、產品”﹔比如說“注意文化輸出的多樣性”，韓國對外輸出中游戲產業佔據了半壁河山，而出版輸出佔比較小，針對這一情況政府出台相應鼓勵政策以平衡文化輸出的多樣性﹔此外，他們還注重“輸出目的國的多元化”，除了繼續向中國、日本等鄰國輸出文化創意與產品之外，南美、中東、非洲等新興市場也被列入其文化輸出的目標對象中去了，野心勃勃，斗志昂揚！

（欒軼玫，中央電台網絡發展部主任，海外網專欄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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