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毅夫：我與楊小凱和張維迎到底爭論什麼【6】

　　到底什麼才是一個良序市場經濟所要求的基本制度構架，中國的經濟學為之該向何處去

　　在楊小凱去世后的10年裡，林毅夫獲得了更大的聲望，也承受了更多的非議。

　　他常被稱為“最被主流接受的經濟學家”。這一評價既是他所擁有影響力的証明，也成為他遭遇批評的原因。“缺少知識分子的批判精神”，是批評者們持有質疑態度的關鍵所在。

　　“人的經歷對他的專業思想和公共關懷有太大影響了。林毅夫偷渡過來投奔大陸的時候，楊小凱剛剛結束10年牢獄之災，他們的觀點怎麼可能沒有分歧，怎麼可能取得一致看法呢？”朱學勤如此評價楊林之爭。

　　“他的學術觀點頻遭白眼，他關於中國經濟可以高速發展30年的樂觀甚至在一般的社會公眾那裡都難以引起共鳴。”一篇題為《林毅夫緣何孤獨》的評論文章這樣寫道。

　　今年的楊小凱追思會后，林毅夫的發言全文被財經類網站轉載，結果評論中出現大量激烈意見，他對於“有為政府”的強調以及他對中國經濟增長潛力的判斷再一次讓他成為許多人眼裡的“官方經濟學家”。

　　當中國青年報記者將這些觀點轉達給林毅夫，並告訴他有人稱其為“屁股決定腦袋”時，林看上去並不吃驚。

　　“我知道有些人給我貼上了‘政府派’的標簽，國內的學術討論很多是在用立場分人，用一派的立場去批判另一派的立場，而不看觀點背后的邏輯是什麼，這個邏輯又是不是嚴謹。我的看法的確有很多是和國家政策不謀而合的，但是你要看，是我先說的，還是政府先做了我才說的？我是不是從1988年以后的思路都很一貫？別人的評價我管不了，但我知道我是按我對問題的分析和研究而提出看法的獨立學者。”他仍然保持著一貫溫和的語氣，但顯然，他並不認同那樣的指控，“而且說我不批評政府，這也不對吧？”

　　他所舉出的反例之一發生在2012年。當時，無論是決策部門還是學術界，都在談論“如何將以投資為主的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為以消費為主”，而剛從世界銀行歸來的林毅夫卻認為，中國仍需以投資拉動為主，“我幾乎是唯一堅持的人了，如果是‘親政府’，我不該這樣子啊，不該頂牛的。”

　　“我相信他本質上是一個學者，而不是一個政客。從他寫的東西來看，我認為是那些東西本身使他相信，而不是他為了迎合什麼人說什麼話。”經濟學家華生給出了這樣的判斷。他是為數不多表示“在承認后發優勢佔據主導這個問題上，我跟林毅夫更靠近”的學者。

　　“我也被人罵過‘投機’，用不著辯解，這太正常了。因為每一個時代都有自己的輿論傾向，你在中國離開官方語境說話可能是更有市場的，但在印度你這麼說話也許就沒有市場。你堅持自己的觀點，跟時髦的說法不太一樣，難免會有被冷落，被排擠，被抨擊的時候。關鍵在於你的觀點能否在學術上立住腳，經得起歷史的檢驗。”華生說。

　　幾天前，華生發表了一篇題為《我們怎樣紀念楊小凱》的長文。他的觀察角度頗為獨特：“后發劣勢並非小凱的什麼重要研究成果，甚至也不是他的原創，現在卻好像成了小凱的主要成果和遺產……這是件很有意思的事。”他將此現象視為中國知識界對於改革問題的一種投射，“為什麼都熱心談這個問題，是因為大家頭腦裡早就先入為主有了一個觀點，借這個機會來表達自己的認識。”

　　不久之前，經濟學家韋森出版了自己的新書《重讀哈耶克》。在書中，他用大量篇幅描寫哈耶克與凱恩斯有關政府宏觀經濟政策的論戰。“這很契合中國當下的社會現實。”韋森說，他自己也曾寫過一篇兩萬多字的文章反駁好友林毅夫，裡面不乏“非常尖銳的批評”。

　　“無論各位同仁觀點多麼不同，至少有一點是一致的，那就是觀念的變遷在社會制度變遷中起著根本性作用。”作為追思會的主辦者，韋森在現場這樣總結道，“在21世紀，我們要建設一個現代化的市場經濟國家，到底什麼才是一個良序市場經濟所要求的基本制度構架，中國的經濟學為之該向何處去，這才是我們今天所要進一步思考的。”

(責編：宋勝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