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毅夫：我與楊小凱和張維迎到底爭論什麼【7】

　　現在強調小凱所說的“后發劣勢”不是說我們沒希望，而恰恰是希望通過警惕來擺脫它

　　上海的追思會結束后，網絡上出現了不少以“論戰”為主題的報道。隻不過，林毅夫這一次的對手，從楊小凱變成了張維迎。

　　一段19分鐘的視頻記錄了追思會上這場辯論的全過程。張維迎、黃有光、林毅夫三人從左至右並排坐在長桌前依次發言。這種左中右的排序，恰巧與他們在思想光譜上被公認的立場相反。

　　這並不是一次預先安排的交鋒，更准確的事實是，在政府到底該在市場經濟領域裡如何作為這一話題上，張維迎與林毅夫的發言內容天然形成了某種對抗。

　　“除了和平、輕賦稅和寬容的司法行政外，把一個最貧困的國家變成最繁榮的國家，就不再需要別的什麼了。”張維迎用亞當·斯密的話表達自己對於政府的認識。林毅夫則相信，真正需要討論的問題“不是政府要不要干預，而是哪一種干預能夠真正促進經濟發展，哪一種干預會失敗”。

　　會后，關於這場辯論的評價走向兩個不同的極端。一位在場的中生代學者表達了失望之情，他認為其中的含金量並不令人滿意，“在學術上沒有深入進去，就像是給哈耶克和凱恩斯的論辯貼上了一個中國標簽”。

　　但另一些人則從中讀出了意味。“本世紀初的中國還處於悶聲發大財的階段，因此楊林之爭的實質還是學術層面的專業討論。”作為中國改革的長期觀察者，記者盧躍剛發現，“當中國的GDP排到世界第二之后，經濟、政治、文化甚至在人們的心理上都出現了很明顯的結構性分化。自負的情緒和迷茫的情緒都有，整個社會在進行話語爭奪。十幾年后，我們恐怕要在更大的背景下去理解林張之辯。”

　　在北京一家咖啡廳裡，中國青年報記者向張維迎轉達了這些評價。“我同意盧躍剛所說的。”這位以發言直率著稱的經濟學家抬起頭，他剛剛旅行歸來，皮膚晒得黝黑，而標志性的白發也愈發明顯。

　　張維迎說，這些年來，他很擔心那種自負的論調，“以前要改革的東西，現在是不是能變成別人學習的模式了？”他記得，在2008年世界金融危機爆發以前，許多官員“還比較謙虛，總抱著學習的態度”，結果2009年過去后，“不一樣了，有些人變得很傲慢，以前是學生，現在卻開始想當老師”。

　　他表示，這種情況下必須要有人替代楊小凱的角色，而他願意成為那個人。“現在強調小凱所說的‘后發劣勢’不是說我們沒希望，而恰恰是希望通過警惕來擺脫它。我們真的不能說改革已經成功了。如果小凱所說的那些制度扭曲不解決，我們這個大廈永遠都是在沙灘上。”

　　或許，很長一段時間裡，人們都會記得他與林毅夫在楊小凱追思會上相互傳遞話筒針鋒相對的時刻——就像他們在1995年爭論國企改革是否需要產權明晰，在2009年爭論4萬億財政刺激政策是否需要反思，這些爭論都引發了學界的大討論。但讓張維迎感到失落的是，盡管看起來他的觀點總能在知識界獲得更多支持，卻很難贏得官方政策的回應，“許多官員退休了才開始認同我的觀點”。

　　張維迎舉起茶杯，慢慢地抿了一口茶。他想起一個比喻，“所以我才覺得小凱的觀點更重要，這就像一個人在富裕起來以后，真正擔心的是營養過剩，而不是營養不良”。

　　這是一個相當有感染力的觀點。這意味著，作為楊小凱和張維迎的對手，林毅夫必須面對一個額外的挑戰——他所堅持的學術觀點，有沒有可能為不願意推動政府改革的保守派官員提供理論基礎？不久前，一篇持有這一觀點的評論文章在網絡上被廣泛傳播，題目叫《危險的林毅夫》。

　　面對這些反對觀點，林毅夫用“雖千萬人吾往矣”表達自己的堅持：“學者不是政治家，不能因為‘可能’需要過正才能矯枉而去提出一個不正確的理論。要不然等這些觀點變成社會思潮時，社會的變革將會為之付出巨大的代價。前蘇聯、東歐、北非的例子不就是最好的說明嗎？……學者該做的是明辨是非，而不是其他的。這也是我當初和小凱、維迎辯論的動因。”

　　“從績效來看，200多個發展中經濟體，真正實現國家社會現代化的，非常少。原因在於什麼呢？就在於我們太相信發達國家的主流理論。”他又一次談起自己的這一學術判斷，像是沉浸在某種不動聲色的熱情裡，“我不能說我說的就對，對於中國問題，我和小凱都是瞎子摸象，但是如果我摸到的和他不一樣，當然不能完全贊成他。”

　　2014年是甲午戰爭120周年。幾個月前，林毅夫受邀參加了一場以“甲午戰爭與近代中國”為主題的學術報告會。他演講的主題圍繞“后發優勢”與國家現代化展開。

　　2001年的那個冬天，在北京的天則經濟研究所，楊小凱闡釋中國“后發劣勢”的起點，正是從“師夷長技以制夷”的清末洋務運動開始。

　　林毅夫的辦公室位於北大東北角的朗潤園，那裡曾經的主人是洋務派的主要領導者之一、提倡“自強”的道光皇帝第六子奕。

　　“林毅夫算是洋務派精神的傳人。楊小凱的后發劣勢觀也是危機感的體現，近於康梁，要求進行變法。”一篇紀念楊小凱的文章這樣寫道。

　　楊小凱的學生、澳門大學教授孫廣振也在回復中國青年報記者的郵件中談道：“這個‘技術與制度’之間魚和熊掌如何取舍，以及取舍時機問題的說法，對於理解過去一百年來的某些重大論戰，頗有幫助。”

　　某種意義上，楊小凱與林毅夫這樣的當代經濟學家，正像他們的前輩一樣，致力於運用自己的知識與思想為國家效力。中國的未來也將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在改革路徑選擇的思想交鋒中，究竟哪種闡釋更佔上風。

　　今年，林毅夫《中國的奇跡》一書即將再版，楊小凱的經濟學全集也馬上就要問世。不久之后，人們將會再次打量他們各自的思想火花。在“中國向何處去”這一命題上，楊小凱與他的對手重逢。

(責編：宋勝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