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女子獲贈百萬是“善有善報”的寫照

仙居人戴杏芬今年45歲，和丈夫經營一家面館。用她的話說，錢賺得不多，但日子過得很滿足。不過最近，她平淡和樂的生活裡，出現了一點波瀾——一個企業家兩次送來百萬重金酬謝她。（10月7日浙江在線）

事緣20多年前，她收留過3個身無分文的小伙。其中最小的男孩叫何榮鋒。她不但幫他們找工作，還告誡他們說，可以沒有很多錢，但一定要做個好人，能幫助別人，好人才會有好報。

戴女士恐怕沒有料到，她當初叮囑小伙的幾句話，后來竟成為何榮鋒的創業信條。如今，何榮鋒已是沈陽頗有名氣的企業家，而且他四處尋找當年曾經幫過他的戴杏芬，想要重謝恩人。如今，他總算找到了恩人，並奉上了一張百萬元的銀行支票來報恩。

文革時，開國元帥陳毅得知林彪叛逃后曾表示，“善有善報，惡有惡報，不是不報，時辰未到，時辰一到，統統報銷。”這種“善有善報，惡有惡報”的觀念，在中國文化裡根深蒂固。元朝無名氏所著《來生債》第一折就說，“善有善報，惡有惡報，不是不報，時辰未到”。施耐庵《水滸傳》和高則誠《琵琶記》中都有“善惡到頭終有報，隻爭來速與來遲”的話，電影《無間道》裡還有句經典台詞是“出來混，遲早是要還的”。

無論是“舉頭三尺有神明”的朴素認知，還是“人在做，天在看”的通俗說法，其實也都是“善有善報，惡有惡報”在不同語境下的同義替換。在社會制度本身沒有定性或規范時，這種“善有善報，惡有惡報”的觀念更多地體現了良善人們的內心期望，體現了人們對公序良俗、對社會正義的殷殷期盼。

即便在今天，中國逐步走向法制社會，但坊間“小人得志”的事還是偶有發生，同樣也還有一些善心人未能看到他們的好心得到好報，一些人甚至對“善有善報，惡有惡報”也表示懷疑。但從邏輯上說，“善有善報，惡有惡報”並不能推導出“善沒有惡報，惡沒有善報”，反過來說，某些惡行未能被及時懲處，或者有些善心未能很快得到好報，也並不能推翻“善有善報，惡有惡報”的基本陳述，因為我們看到更多的善心人因為積極行善而贏得社會肯定，也看到許許多多的惡人為他們的惡行付出代價。

新近發生的“浙江女子獲贈百萬支票”這個新聞，其實就清楚地說明，在今天的社會，我們的好心不但會贏得好報，有時甚至可能會得到意想不到的巨大回報。依我看，這樣的新聞在日常生活裡其實並不鮮見，只是我們的新聞媒體對這種“善有善報”的發掘與弘揚，還做得不夠到位罷了。（汪憂草）

(責編：王書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