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台二號】四中全會前夕，中央備下怎樣的“厚禮”？

公眾的目光總是會被一些戲劇化的事情所左右，尤其是大事。不過，何以才能稱為“大事”？廓清迷霧，目光放遠，我們會發現，在恆河沙數的政治實踐中，不是“政治戲劇”，而是務實理性的改革新政，才會如車之軸輪，在歷史道路上印下轍痕。

剛剛公布的《國務院關於深化預算管理制度改革的決定》，無疑是一件“大事”，將成為改革歷史上的一筆重墨。

何以言之？

王岐山在8月25日的政協常委會出了一道題，題面是這樣的：在反腐高壓下，高官落馬，狠剎貪腐之風，“不敢腐”已初見成效﹔但“不敢”是治標，“不能”和“不想”才是治本，怎麼才能實現標本兼治，讓“不敢”向“不能”階段邁進？

嚴格來說，這道題並非出自王岐山，而是出自習近平。在中央紀委十八屆二中全會中，習近平就要求“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裡，形成不敢腐的懲戒機制、不能腐的防范機制、不易腐的保障機制”。

這道題也並非僅僅出給政協委員的，而是出給有著8600萬黨員的執政黨的。

目光移到“十一”前的中央政治局會議，會議決定10月20日至23日在北京召開四中全會，四中全會的主題早已定下——全面推進依法治國。

三則新聞看似不搭邊，可連起來看就有了縱深感，裡面的邏輯也就能逐漸浮現。

事實上，反腐並非“單兵作戰”，改革也並非“紙牌屋”。反腐，如果沒有改革的支持，就不可能實現由治標到治本的邁進，就不可能讓“不敢”向“不能”階段前行。改革，不是一個“畢其功於一役”的戰役，要有“過程自覺”﹔但更不是“請客吃飯”，改到深處就是利益，不敢得罪既得利益集團、腐敗分子，改革的“硬骨頭”就啃不下來。反腐，要為改革斬棘開路﹔改革，要為反腐提供保障。而無論是反腐還是改革，要保住成果不失、實現建章立制，歸根到底，靠的是法治。

執政的“方程式”中，反腐、改革和法治三個變量，缺一不可。

繞了這麼到一個彎，回到這則預算管理制度改革的決定。細檢內容會發現，全文雖沒有出現“全口徑預算”，但卻有兩個很大的亮點。第一個亮點是明確提出“政府的收入和支出全部納入預算管理”，這意味著政府不允許有“賬外賬”，“私房錢”、“小金庫”也將被取締，繼而更進一步每花一筆錢、每開一筆賬，都要接受同級人大機關的監督。

第二個亮點是空前加大公開透明力度，要求“將公開透明貫穿預算改革和管理全過程”，並要求“政府預決算支出全部細化公開到功能分類的項級科目”，這無異於要求政府建立一本“可追溯”的賬目，賬面的每一筆開銷，不僅接受人大機關的監督，也將接受人民目光的檢查。

事實上，腐敗的產生，一個很大的原因就是制度的漏洞和自由裁量權的過大。前發改委副主任劉鐵男在紀委立案審查階段，曾根據自己的經歷寫了“反腐策”，提出在市場經濟中，審批權應大量下放到市場，從源頭上解決政府不該管的一些事。劉鐵男的這一反省，當為我們所借鑒。而這個預算管理制度改革的決定，一面取締“賬外賬”，一面公開透明，要堵住的正是權力尋租。

讓權力在陽光下運作，讓每一分錢的使用都接受人民的檢查，自然就能堵上財政腐敗的縫隙，塞住公共資金的“跑冒滴漏”。這裡的邏輯正是：改革為反腐提供制度保障。由此，我們才能看到《決定》的第一個重要意義所在：這是一個推動“不敢腐”向“不能腐”、從治標向治本邁進的改革設計。

但改革並非無所顧忌。“凡屬重大改革都要於法有據”的這一要求，擲地有聲。早在8月31日，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次會議通過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於修改〈中華人民共和國預算法〉的決定》，為預算管理制度改革提供了重要法律依據。而這次的預算管理制度改革更是強調“要堅持於法有據，積極推進相關法律法規的修改工作，確保在法治軌道上推進預算管理制度改革”。一言以蔽之，法律是改革的依據。這就引出了《決定》的第二個重大意義所在：推動財政資金管理的法治化，以陽光政府推動法治政府。

反腐、改革和法治的耦合聯動，在這個《決定》中充分體現了出來。四中全會召開前夕，中央備下如此“厚禮”，個中滋味，值得我們細細品嘗。(文/林亦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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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編：牛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