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毅夫：為什麼我們預測的正確？【2】

　　為什麼寫《中國的奇跡》？

　　我們三人對於這本書所關心的內容的研究，始於1988年下半年。當時中國出現了1949年以來最嚴重的通貨膨脹，居民消費價格指數和商品零售價格指數分別高達18.8%和18.5%。

　　面對高通貨膨脹，主流的宏觀經濟學理論開出的藥方是，提高利率水平以抑制投資和消費需求，但是中央提出了“治理整頓”的方針，以行政手段直接砍投資、砍項目來抑制需求。這種措施造成了許多半拉子工程，從主流的理論來看甚不理性，但是在1978-1988的10年間中國政府卻能在轉型過程中取得年均10.1%的高速增長，如果中國政府真的是不理性的，顯然不可能取得這樣的增長績效，可見中國政府的領導人作為一個理性的決策者面對高通脹做出那樣的選擇必然有其道理，主流理論的政策建議不完全適用於像中國這樣的轉型中國家。

　　究其原因，主流理論是建立在完善的市場前提下的，而轉型中的國家並不存在完善的市場，在轉型經濟中微觀決策者的行為約束和選擇，不同於一般市場經濟中的微觀決策者。

　　我們在參與這場討論的過程中，還注意到，周期性的“活亂”循環現象是中國經濟的痼疾頑症，而宏觀政策環境改革滯后於微觀經營機制和資源配置制度方面的改革，則使這種“活亂”循環現象更加強烈地表現出來。所以，不拋棄完善市場的前提，並從傳統經濟體制的內在邏輯，以及導致經濟陷入困境的根源上進行探討，就難以理解中國經濟的運行機制，對症下藥地提出有效的對策。

　　循著這個思路，我們的研究深入探索了中國計劃經濟體制中各種制度安排形成的內因，並逐步拓展到中國經濟改革的各個主要領域。

　　社會主義革命建國的目的是為了把中國建設成強大的現代化國家，改革前的30年，中國一直冀圖在一窮二白的農業經濟基礎上，發展世界上發達經濟體所擁有的產業和技術體系，在最短的時間內實現趕超世界上最發達經濟體的目標。

　　但是，這些現代化的大產業資本很密集，違反了當時中國資本極端短缺、勞動力非常豐富的基本國情所形成的比較優勢，這種產業中的企業在開放競爭的市場中缺乏自生能力，為了保護補貼缺乏自生能力的企業，把那些現代化大產業建立起來，中國採取了在宏觀上扭曲各種要素和產品價格，在中觀上以行政手段直接配置資源，在微觀上不給國有工業和集體農業中經營主體人財物產供銷自主權的計劃經濟體制。

　　同大多數努力趕超發達經濟體的發展中國家一樣，中國雖然建立了一整套先進的產業，能夠在上世紀60年代就試爆原子彈、70年代就衛星上天，但經濟發展績效不佳，人均收入水平長期難於提高，和發達國家的差距不斷擴大。

　　為了扭轉上述局面，我國於1978年底開始實行改革開放政策。具體的做法是：從著眼於提高農民工人積極性的微觀經營機制著手，在農村以家庭承包經營取代農業集體經營、在工業上實行放權讓利，將被舊體制壓抑的數億農民和工人的生產積極性釋放出來，並實行價格和資源配置的雙軌制，除繼續給予大型國有工業企業必要的保護補貼外，允許鄉鎮企業、私營企業和合資企業進入符合我國比較優勢的勞動力密集型產業，將我國要素稟賦結構的比較優勢充分發揮出來﹔通過快速增長和資本積累，為發展資本密集型產業創造條件，逐步實現產業結構升級。

　　改革前后經濟績效的鮮明對比，加深了我們對經濟增長的本質和決定因素的認識，而世界性的改革浪潮和成效的鮮明對比，則對提煉中國經濟轉型經驗的普遍意義提供了條件。正是這兩方面的條件，使我們有幸在本書中自成體系地提出了一套經濟發展和轉型的理論框架，並以此較好地分析和預測了中國的發展和轉型過程中取得的成績、出現的問題和進一步解決的方案。

　　1992年，我們開始構思、寫作這本書時，中國正在鄧小平同志南巡講話的推動下開始新一輪改革，在實現了改革開放后連續13年年均9.0%的增長以后，中國經濟同時也面臨活亂循環、腐敗、地區差距擴大、國企改革舉步艱難、體制復歸等一系列問題。

　　當時，國外經濟學界乃至國內一些經濟學家認為，從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轉型應該採用華盛頓共識所倡導的休克療法，一步從計劃經濟體制跨越入市場經濟體制。當時，主流的觀點認為，中國採取的雙軌漸進的改革方式是最糟的轉型路徑，並且將當時中國經濟中出現的諸種問題作為佐証⑻。對於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的快速增長則認為是中國農業勞動力所佔的比重高，不過是把勞動力從農業向工業轉移的結果，不會具有可持續性⑼。

　　正是在針對這些疑問的探討和辯駁中，使我們越來越感受到中國改革中出現的諸多現象不能簡單地套用現有的主流理論來分析，特別是對雙軌漸進的改革方式不能簡單嗤之以鼻。

　　在和國內外經濟學界前輩和同行們的爭論中，我們的認識不斷深化，一個以要素稟賦結構為分析的出發點，以政府的發展戰略為分析的切入點，以企業自生能力為分析的微觀基礎的經濟發展和轉型的理論框架逐漸形成並豐滿起來。

　　我們高興地發現這個理論框架可以“一以貫之”地解釋中國傳統體制形成的邏輯和績效欠佳的原因，改革開放后經濟的穩定和快速發展、改革中出現的“活亂”循環、收入分配差距擴大、腐敗現象的惡化的機理，並可以較好地勾畫出進一步深化改革的方向和路徑，以及中國經驗對經濟發展和轉型的一般意義，整個理論體系具有內部邏輯的自洽，並能較好地解釋過去發生的現象和預測未來發展的趨勢。

　　因此，我們抱著野人獻曝的心情，不揣冒昧地開始了這本書的寫作，總結歷經五年的研究心得，以就教於經濟學界的同行和關心中國經濟改革發展的各界讀者。

　　兩種轉型路徑結果的比較

　　漸進轉型：成績與存在的問題

　　中國的改革從微觀農戶和企業的放權讓利，以提高農戶和企業的經營積極性開始，沿著雙軌漸進的方式，一方面給予在改革前形成的違反比較優勢、缺乏自生能力的大型國有企業必要的轉型期保護、補貼，使中國經濟在轉型期避免了崩潰﹔另一方面，為鼓勵鄉鎮企業、民營企業、外資企業進入符合中國比較優勢、在轉型前受到抑制的勞動密集型產業，各級政府經由經濟特區、高新技術開發區、積極的招商引資，為三資經濟克服轉型期中國經濟在軟硬基礎設施上的瓶頸限制，為中國經濟利用后發優勢來進行技術創新和產業升級，創造了因勢利導的條件，使得中國經濟在轉型期維持了穩定和快速發展，並為進一步改革創造了條件。

　　這種務實的轉型方式使得中國經濟取得了連續35年年均9.8%的增長奇跡，6.8億人脫貧，生活水平大幅提高。並在2010超過日本成為第二大經濟體，超越德國成為第一大出口國，2013年超過美國成為世界最大貿易國，以PPP計算2014年可能超越美國成為第一大經濟體。期間還對東亞金融危機和2008年的國際金融經濟危機的復蘇作出了巨大貢獻。

　　最近30多年中國的國際貿易規模快速擴張，說明改革以來新成長起來的產業符合比較優勢，在國內外市場中具有競爭優勢。由此表明，發展中國家隻要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即使處在各種體制、機制不完善的環境下，隻要能夠從自身有什麼（也就是要素稟賦），能做好什麼（也就是比較優勢）的國情出發，也能靠漸進、雙軌的和經濟特區等方式創造局部的有利條件使其產業在全球化的激烈競爭中勝出。

　　中國經濟改革的不斷深化，不僅帶來經濟總量快速擴張，和按人均GNI計算的經濟發展階段的躍遷，而且穩定地由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逐步逼近。

　　中國學者按照歐美反傾銷領域中市場經濟地位標准、測度體系以及中國市場經濟狀況，確定了33項市場化測度指標。測度的結果表明，2002年中國市場化指數為72.8%，2003年為73.8%，遠遠超過60%的臨界值，中國已經從總體上成為一個發展中的市場經濟國家⑩。

　　從長遠看，雖然市場經濟發展在不同領域尚不平衡，極個別子因素的市場化程度變化不大，但中國市場化測度的各個子因素和類因素的評分走向是正向的，總體市場化程度趨於上升。

　　中國經濟的市場化轉型得到了越來越多經濟體的認同。2003年的4月14日，新西蘭成為第一個承認中國完全市場經濟地位的國家。到2004年底，有37個國家承認中國完全市場經濟地位，到2005年底和2006年底，承認中國完全市場經濟地位的國家分別增加到52個和66個。目前，包括俄羅斯、巴西、新西蘭、瑞士、澳大利亞在內的81個國家承認中國市場經濟地位。按照世界貿易組織(WTO)規則，中國加入WTO15年后的2016年，將自動獲得完全市場經濟地位。

　　雙軌漸進式的改革固然帶來了我國過去30多年的發展奇跡，但是，國民經濟中也出現反對漸進改革者所詬病的收入分配惡化和腐敗等影響社會穩定的現象。在《中國的奇跡》這本書中我們已經指出這種現象的出現，是由雙軌制改革所遺留下來的一些扭曲所致。

　　雙軌制的轉型過程中，為了保護、補貼沒有自生能力的大型企業，我們保留了一些價格信號的扭曲，比如通過金融抑制人為壓低資金價格，將金融資源主要分配給國有和少數非國有的大型企業。這相當於給大型國有企業和這些比較富裕的群體提供了補貼，而補貼這些大企業的是把錢存入金融體系，得不到金融服務而且相對比較窮的中小企業、農戶和一般家庭。對於能拿到資金的企業來說，因為資金價格相對便宜，所以投資的是資本相當密集的產業，這樣的產業創造的就業機會相對少，從而也會抑制勞動需求和工資，進一步惡化收入分配。此外，資源價格也偏低，誰能拿到資源開採權誰就能馬上致富。這些扭曲都創造了制度租金，有了制度租金就有了尋租的行為，導致腐敗貪污。

　　在改革開放初期，中國是一個極端貧窮的國家，資本十分匱乏。當時以對市場的干預、扭曲給這些資本密集型大型企業保留一些保護、補貼，是維持經濟和社會穩定的必要，屬於“雪中送炭”。經過35年高速發展，我們現在已經是中等偏上收入的國家，資本已經不再那麼短缺，很多原來不符合比較優勢的資本密集型重工業現在已經符合比較優勢，在國內國際市場上具有競爭優勢。

　　在這種狀況下，繼續保留那些保護補貼就從“雪中送炭”變為了“錦上添花”，導致的結果隻能是收入分配惡化和腐敗蔓延。

　　十八屆三中全會與時俱進地強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這意味著需要消除對市場所遺留的一些干預、扭曲，讓資源由市場進行配置，這樣一方面能夠讓經濟更好地按比較優勢發展，另一方面可以解決改革開放以來遺留的社會、經濟問題。在這個過程中，政府還應該發揮好的作用，保護產權，維持宏觀穩定，克服市場失靈，因勢利導地推動技術、產業、技術、制度等結構的變遷。

　　如果能這樣做，中國經濟還可以持續、穩定、健康而且比較快速的發展，到2020年左右人均收入在2010年的水平上翻一番，加上人民幣升值，很可能會跨過高收入國家的門檻，達到人均收入12476美元，成為二次世界大戰以后第三個從低收入變成中等收入再進入到高收入的經濟體，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實現邁出堅強的歷史性一步。

　　激進轉型：崩潰、停滯和危機不斷

　　如圖所示，相對於採取雙軌漸進改革的中國、越南、柬埔寨、老撾經濟的穩定和快速發展，採用激進式改革策略的東歐和前蘇聯國家，在轉型以后普遍出現了經濟崩潰，東歐國家在10年后人均國內生產總值才達到轉型前的水平，前蘇聯國家則在15年后才恢復過來。

　　由歐洲開發與重建銀行和世界銀行在2006年聯合做的一項調查發現，包括蒙古在內的前蘇聯東歐29國有70%的人認為轉型后的生活比轉型前差?。根據歐洲開發與重建銀行的轉型指標，許多東歐和前蘇聯轉型國家“陷於轉型之中”（ “stuck in transition”）：價格放開、小規模的私有化、貿易和外匯市場的自由化在1990年代末基本已經完成，但是，治理結構、企業重組和競爭政策方面的改革則落后於發達國家的標准?。

　　在同一時期，大多數的發展中國家按照國際貨幣基金和世界銀行的建議推行了新自由主義的華盛頓共識改革，但是，經濟增長率在1980年代和1990年代比改革前的1960年代和1970年代低，經濟危機出現的頻率則更高，以致有的經濟學家認為，在“華盛頓共識”指導下的20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是發展中國家“迷失的二十年”?。

(責編：宋勝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