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毅夫：為什麼我們預測的正確？【3】

　　採取兩種不同轉型路徑和其績效差異的原因

　　在我們開始探索中國轉型問題時，主流經濟學界以“不能分兩步跨過一個溝坎”的形象性比喻，作為其倡導轉型國家採取激進的休克療法一步轉型到位的理由。其實，現實世界中的溝坎並非都能一步跨過。面對一個過寬、過深的溝坎，採用一步跨過的策略必然掉入溝底﹔更為安全的做法是採用逐漸填平溝坎、逐步走過溝坎的策略。

　　深入了解傳統計劃體制形成的原因以后，讓我們認識到轉型經濟中的各種扭曲遍及宏觀、中觀和微觀各個層面，並且充滿內生性，忽視這種內生性的改革措施經常會導致事與願違的結果，採用漸進式的改革逐漸為消除這些內因創造條件的漸進策略，看似較慢，其實，可以維持穩定並積小勝為大勝。

　　中國文化歷來有“盡信書、不如無書”的傳統，在政策上求實求穩。從儒家的“中庸之道”到毛澤東的“實事求是”、鄧小平的“解放思想”、江澤民的“與時俱進”、胡錦濤的“求真務實”和習近平的“空談誤國”，文化底蘊是一脈相承的。其中，“中庸之道”針對的是按照理想條件不顧現實情況施政的激進思潮，倡導的是穩中求進的政策方針﹔解放思想、實事求是、與時俱進、求真務實和空談誤國針對的是教條主義和經驗主義，倡導的是不受現成外來理論和已有經驗的束縛，根據自己的實踐發展不斷形成新的認識和行動綱領的文化。這是中國選擇漸進式改革戰略的一個重要原因。

　　中國改革的第一代領導人曾經是計劃經濟體制的推動者，他們既想盡快消除計劃經濟體制中的諸多弊端，又不願完全否定計劃經濟體制，這是中國選擇漸進式改革戰略，著力糾正計劃經濟體制的偏誤而不是迅即放棄計劃經濟體制的又一個重要原因。

　　推行激進式改革的轉型國家，大多是由新上台的政治家主導改革。他們策動激進式改革和徹底否定原有體制，除了試圖扭轉國民經濟停滯不前的局面外，還有迅即獲得已經在思想上認為歐美體制具有優越性的國民的普遍認可的考慮。

　　美國和近鄰西歐資本主義國家經濟的強勢，使得歐美的經濟政治體制對發展中國家，尤其是東歐和前蘇聯國家的知識分子和一般民眾具有極大的吸引力。主流理論認為漸進改革是比保持原來的計劃體制還糟的改革路徑，而轉型國家的政治家和知識分子又總想畢其功於一役，希望在最短的時間裡同最先進的國家並駕齊驅。在這種急於求成的思想的指導下，按照主流理論的主張，甚至請發達國家的專家來做改革的頂層設計也就不足為奇。

　　發達國家總體上干預較少，市場運作比較有效率，並且，主張政府干預的凱恩斯主義未能解決發達國家在1970年代的滯漲和失業問題，於是以強調政府失靈、減少政府干預的新自由主義到了上世紀80年代成為發達國家的主流思潮?。

　　鑒於轉型前發展中國家政府的過多干預，導致了要素和產品價格扭曲、資源配置效率低下和整體發展績效很差等一系列問題，於是，以減少政府干預、建立完善的市場經濟體系為內涵的新自由主義成為轉型理論的依據，並在發展中、轉型中國家廣為流傳。

　　根據新自由主義形成的轉型政策的主要內容有四：一是私有化，通過明晰產權把資源配置的權利和責任界定清楚﹔二是市場化，讓價格根據市場供需狀況而定，政府不干預價格形成﹔三是平衡預算，避免財政赤字和多發貨幣造成通貨膨脹﹔四是自由化，讓市場按照比較優勢組織生產和進行國際貿易。

　　這些做法都合乎主流經濟學的基本原理，且一環扣一環，論述邏輯是嚴謹的。經濟學界常說，同一個經濟問題問5個經濟學家會有6個不同的答案。對社會主義國家的轉型，曾任美國哈佛大學校長、美國財長和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的薩默斯的評論是，經濟學界對社會主義國家如何實現轉型有一個出乎意料的共識，就是取消政府的所有干預，建立一個完善的市場經濟體系，唯有如此，發展中國家才可能改善經濟發展的績效?。

　　主流理論的這一籃子改革措施原先是在華盛頓的國際發展機構為拉美國家應對危機時形成的，所以，這些改革主張也被稱之為“華盛頓共識”?。

　　為何同樣實行改革開放，同樣是減少政府對經濟的干預，推行從主流理論來看最糟的雙軌漸進的改革的我國和越南、柬埔寨、老撾等國，和上世紀70年代初就開始改革的非洲小島國毛裡求斯取得的是經濟的穩定和快速增長，前蘇聯和東歐推行的是從主流理論來看最優的休克療法的改革結果是經濟的崩潰和危機不斷？關鍵在於思路決定出路。

　　改革開放之初，整個主流經濟學界看到的是計劃經濟國家有太多的政府干預和扭曲，與發達國家相比，市場制度不夠完善，從主流的理論模型上不難推導出隻要對市場有干預，不僅資源會錯配，而且，就會創造由行政干預所創造的制度租金和尋租行為，行賄、受賄貪污等問題不可避免。根據這種理論模型的推論自然是如果要建立完善的市場經濟體系，就必須價格全部放開由市場決定，資源完全由市場配置，產權私有。

　　但是，根據《中國的奇跡》書中的邏輯，我們認識到計劃經濟時代優先發展的重工業中那些大型企業所在的產業違反比較優勢，在開放、競爭的市場中沒有自生能力，需要國家保護補貼才能生存。如果按華盛頓共識把所有補貼都取消掉，這些企業會經營不下去而破產。

　　轉型中國家一來還認為這些是先進產業，是國家現代化和國防安全的需要，不願意讓其破產﹔二來，讓其普遍破產也會造成大量失業和社會不穩，政治上不可行。因此，在施行了休克療法的私有化以后，許多政府還會從后門又引進其他更為隱蔽的保護、補貼。

　　到底是國有時的補貼多，還是私有時補貼多？我們在《中國的奇跡》之后合作的《充分信息與國有企業改革》?中認為：在國有時，大企業的廠長經理是國家的公務員，企業會拿沒有保護補貼不能生存向國家要保護補貼，拿到保護補貼后也可以多吃多用，但不能把拿到的保護補貼直接放在自己的口袋裡，那是犯法，頂多隻能偷偷地干，抓到會被判刑。私有化后，企業拿到的保護補貼越多，廠長經理放在自己的口袋裡就越多，這是天經地義。因此，尋租的積極性會更高，保護補貼的數量也就會更多。

　　上述觀點在上世紀90年代時只是理論上的推論。現在有大量的實証研究証明，蘇聯、東歐等前社會主義國家，在把大型國有企業私有化后，實際上，保護補貼比原來還多，所以，腐敗、收入分配的惡化和發展績效的不佳也就不可避免?。

　　與蘇聯東歐的“休克療法”不同的是，我國推行的是雙軌、漸進的改革：一方面承認原來的國有大型企業不給予保護補貼就不能生存，繼續給予必要的轉型期保護補貼﹔另一方面，放開原來受到抑制的勞動力比較密集的、符合我國比較優勢的產業的市場准入和發展。

　　這種務實的轉型方式由於對市場干預的保留確實如主流學家所批評的那樣，會導致貪污腐敗現象的滋生，但依靠對原有缺乏自生能力的企業的保護補貼，維持了經濟穩定，同時，放開符合比較優勢、能夠形成競爭優勢的產業的准入，使經濟快速發展，資本快速積累，原來不符合比較優勢的資本密集型產業也逐漸符合比較優勢，為最終去除保護補貼所遺留的扭曲的改革創造了條件。

　　現在看來，世界上轉型比較成功的國家，中國、越南、柬埔寨、老撾和毛裡求斯，推行的都是這種被主流經濟學界認為是最糟的轉型方式，特別值得一提的是毛裡求斯，2012年人均國民總收入按現價計算達到8770美元，在所有非洲國家中，屬經濟發展水平最高的國家。

　　從這本書出版以后的20年的經驗事實來看，漸進雙軌的改革確實存在不少問題，但是那些試圖以休克療法一次性地從計劃經濟跳躍到市場經濟的國家，不僅經濟崩潰、停滯、危機不斷，而且，發生在雙軌漸進轉型國家令人廣為詬病的腐敗和收入分配差距擴大的問題，也存在並有過之而無不及，在這些事實面前，兩種轉型路徑的比較孰優孰劣應該是清楚的。

　　為何我們的預測正確?

　　二十年前《中國的奇跡》這本書對中國這二十年來經濟增長的預測和中國經濟實際的表現高度一致，對這二十年來中國經濟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型中所出現的問題，和根除問題的思路，也和中國經濟轉型的實際進程基本吻合。

　　理論的目的在於認識真實世界所出現的現象，經由這種認識對出現的問題提出改進的方案，並根據這種改進預測真實世界未來的發展。為何我們這本書中所形成的理論能夠較好地把握中國轉型中出現的問題，提出我們的改革建議、並預測了未來的發展？

　　最主要的原因在於面對中國轉型期出現的各種現象和問題時，我們沒有簡單地對號入座，拿現成的理論作為分析的框架和判斷的基礎，而是深入了解中國出現的現象背后的形成機制，形成自己的分析和理論框架。

　　對中國未來發展的預測我們直接抓住現代經濟增長是技術不斷創新、產業不斷升級，以及發展中國家具有后發優勢的這一本質，了解到隻要中國經濟能夠維持穩定，並在沿著比較優勢的發展過程中充分利用后發優勢，即使中國經濟還存在許多體制機制問題，經濟仍然能維持高速增長。

　　我們三位作者對轉型問題的研究從1988年開始。我們在研究當時出現的通貨膨脹問題時認識到，存在於計劃經濟中的各種對市場的干預、扭曲，不是像主流經濟學認識的那樣，是外生的，是政府的無知的、錯誤的認識造成的，而是內生於保護、補貼政府所要優先發展但違反比較優勢，而缺乏自生能力的大型重工業企業的需要。

　　我們在研究中發現，中國傳統經濟體制形成的邏輯起點是重工業優先發展戰略。由於重工業資本密集的特征與當時中國資本稀缺的資源稟賦狀況有矛盾，重工業中的企業在開放競爭的市場中缺乏自生能力，無法採用市場配置資源的辦法推動重工業優先發展，不得不由政府以行政手段，人為壓低利率、匯率、能源和原材料價格和工人工資，以降低重工業發展的成本。

　　工資水平被人為壓低后，為保証工人的生存，生活必需品的價格也同樣被人為壓低。在扭曲要素和產品價格的宏觀政策環境下，各種要素和產品供不應求，隻能採用計劃配置的辦法來保証重工業能夠得到資源的優先配置，而為了控制工業剩余的使用和農業剩余的集中，又不得不實行工業的國有化和農業的人民公社化，形成與宏觀政策環境和資源配置機制相配套的微觀經營機制。也就是說，扭曲的宏觀政策環境、高度集中的計劃配置制度，和沒有自主權的微觀經營機制這種三位一體的傳統經濟體制是內生的，是相互依存、互為條件的。

　　現有的主流理論隻看到保護和補貼造成的資源錯配和預算軟約束、尋租等問題，而沒有認識到這種保護和補貼的內生性，在要優先發展的產業違反比較優勢、企業缺乏自生能力的問題尚未解決之前，貿然地採用激進的改革戰略即休克療法，取消各種保護和補貼。其結果不是原來的大型企業倒閉造成大量失業，導致社會、政治不穩定，就是為了避免那樣的問題或仍然認為資本密集型的大型企業是維護國防安全和實現國家現代化不可缺少的基礎，而繼續給私有化后的大型企業各種隱性的保護和補貼。

　　由於私有企業尋租的積極性更高，所以補貼會更大，效率會更低，其結果和主流理論的改革所想達到的正好背道而馳，蘇聯東歐的轉型和遵循華盛頓共識改革的許多發展中國家實際的情形正是如此?。

　　展望未來，中國雖然已經經歷了35年的高速增長，但是，以反映平均勞動生產率的人均收入水平所代表的平均技術和產業水平，與發達國家仍然具有相當大的差距，中國經濟仍然有很大的后發優勢。

　　根據麥迪遜（Angus Maddison）的最新數據，按照1990年的不變價國際元計算，2008年中國人均GDP6725元，為美國當年的21%，相當於日本1951年，新加坡1967年，台灣1975年，韓國1977年同美國人均GDP的差距水平。在這一差距水平上，日本維持了20年年均9.2%，新加坡20年年均8.6%，台灣20年年均8.3%，韓國20年年均7.6%的增長。

　　如果同美國的這個差距所蘊含的后發優勢能夠讓日本等幾個東亞經濟體實現年均7.6%到9.2%的GDP增長率，那麼，從后發優勢的潛力來看，中國從2008年開始應該還有20年平均每年8%的增長潛力。

　　中國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型還沒有大功告成，資金、資源等各種要素價格仍然受到扭曲，金融、電力、電訊等服務業仍然壟斷經營，這些扭曲形成了巨額的租金，由此帶來了尋租、腐敗和很大的收入分配差距。但是，中國現在已經是一個中等偏上收入的國家，除了極少數和國防安全有關的產業外，絕大多數原來不符合比較優勢的產業，像家電、汽車、造船、大型裝備業等已經符合比較優勢，其產品在國內外市場具有競爭力，保護補貼的性質已經從改革放初期的“雪中送炭”變為“錦上添花”。所以，應該與時俱進地消除各種保護補貼，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對於極少數還需保護補貼的國防安全產業則和發達國家一樣由財政撥款直接來進行。

　　上述舉措正是十八屆三中全會全面深化改革決議的主要內容。如果中國能夠沿著這個方向推進改革，就能消除各種雙軌制遺留下來的扭曲，建立起一個具有“有效市場”的體系，並在有為的政府的因勢利導下，按比較優勢發展經濟並充分利用后發優勢，盡可能將8%的增長潛力變為現實的增長率，十八大提出的兩個百年目標就能實現，中國將可在超過美國成為世界上最大的經濟后繼續前進，進而創造中華民族由衰至盛的歷史奇跡，在建國100年時實現把中國建設成現代化強國的中國夢。

　　注釋

　　⑴根據Angus Maddison的Historical Statistics of the World Economy: 1-2008AD, 1950年時東亞地區的人均GDP按1990年的國際元計算為666元，低於拉美的2510元，也低於非洲的889元。

　　⑵參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官方網站：http://www.imf.org/external/data.htm。

　　⑶參見英國《金融時報》報道（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56024）。

　　⑷根據世界銀行《世界發展指標2013》的分類標准，國民總收入在1025美元以下為低收入國家，在1026-4035美元為中低收入國家，4036-12475美元為中高收入國家，12476美元以上為高收入國家。

　　⑸Robert W. Fogel, Capitalism and Democracy in 2040: Forecasts and Speculations, NBER Working Paper, No. 13184, 2007.

　　⑹Kevin M. Murphy, , Andrei Shleifer, and Robert W. Vishny (1989). Industrialization and Big Push,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97: 1003-1026. Jeffrey Sachs, Wng Thye Woo, and Xiaokai Yang (2000). Economic Reforms and Constitutional Transition, Annals of Economics and Finance, 1: 435-91。

　　⑺此次重印的是1999年的增訂版。

　　⑻Murphy, Kevin, Andrei Schleifer, and Robert Vishny (1992). The Tradition to a Market Economy: Pitfall of Partial Reform,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07: 889-906.

　　⑼Sachs, Jeffrey D., and Woo, Wing Thye (1994). Structural Factors in the Economic Reforms of China, Eastern Europe and the Former Soviet Union, Economic Policy. 18: 101-45.

　　⑽Xiaoxi Li，Assessing the Extent of China’s Marketiz，Ashgate Publishing, Ltd., 2006

　　?European Bank for Re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EBRD) (2007). Life in Transition: A Survey of People’s Attitude and Experiences. London: European Bank for Re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European Bank for Re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EBRD) (2013). Transition Report 2013, London: European Bank for Re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 Easterly, William, (2001). The Lost Decades: Developing Countries’ Stagnation in Spite of Policy Reform 1980-1998, Journal of Economic Growth. 6: 135-57.

　　? 但認為發達國家的政府除了保護產權、維持社會治安和推行法治外，其他的事都不干預或參與的觀點，其實不符合事實。發達國家的產業和技術位於全球的前沿，其產業升級和技術創新需要對基礎知識的研究（R）和新產品和新技術的開發（D），固然在D上主要是企業來做的，在R上則主要靠政府的支持。美國目前在世界具有領先地位的信息、航天、納米、生物工程、醫藥等的基礎研究的投入基本上都是由政府支持的。另外，政府除了通過專利保護外也通過採購等方式直接支持新技術和新產品的開發。

　　?Summers, Larry (1994), Comment, in: Blanchard, Oliver Jean, Kenneth A. Froot, and Jeffrey Sachs (eds.), The Transition in Eastern Europe, Vol. 1. Chicago: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252-3.

　　?Williamson, J. (1989). ‘What Washington Means by Policy Reform’. In J. Williamson (ed.), Latin American Readjustment: How Much Has Happened, Washington, DC: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上海三聯書店與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中文簡體版，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97年中文繁體版，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0年英文版，東京日本評論社1998年日文版

　　?World Bank (2002), Transition: the First Ten years, Analysis and Lessons for Eastern Europe and the Former Soviet Union.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World Bank (2002), Transition: the First Ten years, Analysis and Lessons for Eastern Europe and the Former Soviet Union.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責編：宋勝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