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毅夫：為什麼我們預測的正確？

　　【1993年，改革開放已經走了15年的中國，每年以9.7%的高增長快速前進，這樣的成就對一個人口超10億的轉型期國家而言，在人類史上前所未有。然而世界銀行1993年發布的《東亞奇跡》報告卻對此視而不見。於是三位中國的經濟學者林毅夫、蔡昉、李周在他們的研究基礎上，提筆寫下了《中國的奇跡》。該書於1994年出版，1999年格致出版社、上海三聯書店及上海人民出版社聯合又出了增訂版。20年來，他們對中國經濟的分析和預測應驗了：如今，根據IMF的數據，按照購買力平價計算，中國經濟總量今年將超過美國位列世界第一，達到17.6萬億美元。

　　10月11日-12日，《中國的奇跡》發表二十周年之際，上海世紀出版集團舉辦《中國的奇跡》新一版出版座談會。該書作者之一林毅夫為此寫下長達2.4萬字的再版序言，再次講述了當年的寫作背景，回憶了二十年來這本書出版之后所遭的學界質疑，對中國經濟雙軌制漸進式轉型路徑，與東歐及前蘇聯激進式改革路徑的績效差異做了詳盡的比較，並分析了中國轉型發展的重要意義，及對經濟學理論創新的獨特價值。林毅夫特別賜稿觀察者網首發此紀念長文，文章分成上下兩個部分，本文為上。】

　　前言

　　在二次世界大戰后，東亞是世界上最為貧窮的地區，人多、自然資源少，曾被認為是世界上最不具發展希望的地區⑴（注釋見文末，以下同）。然而日本在戰后迅速恢復，到了上世紀60年代成為第一個非白種人的高收入經濟體。接著東亞四小龍--中國台灣、中國香港、韓國、新加坡--到了上世紀70年代也成為充滿活力的新興工業化經濟體。

　　在這些事實面前，世界銀行作為世界上最為重要的多邊發展機構，自上世紀90年代初起每隔4年對東亞經濟進行一次主題研究，概括其獨特的發展經驗與教訓，揭示既定時期的問題與挑戰。這個系列研究中的第一個報告發表於1993年，題為《東亞奇跡：經濟增長與公共政策》，首次系統研究了東亞8個經濟發展表現卓爾不群經濟體的成功原因。這8個經濟體除日本和亞洲四小龍外還包括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和泰國。

　　雖然從1978年底開始的改革開放到1993年，中國已經取得了15年年均9.7%的高速增長，在一個底子薄、人口超10億又處於轉型期的國家取得這樣的成績在人類經濟史上前所未有，但是《東亞奇跡》有意無意地忽略了中國經濟增長的故事。

　　作為中國的經濟學者，蔡昉、李周和我三人義不容辭地在先前合作的基礎上，分析、探索了中國轉型期經濟高速增長背后的道理，預測了這個增長速度是否有可能持續，探討了如何深化改革才可以將之繼續保持下去，並以“中國的奇跡”為書名在1994年出版了我們的著作，1999年又做了些增補出了增訂版。

1999年，《中國的奇跡》出版了增訂版。

　　1993年中國的國內生產總值（GDP）按當年的市場匯率計算為4410億美元，僅為當年美國GDP65800億美元的6.7%，按2005不變價的購買力平價（PPP）計算，1993年中國GDP為17800億美元，也僅為當年美國GDP84500億美元的21%。在初版中我們預測按PPP計算中國的經濟規模會在2015年趕上美國，按當時的市場匯率計算，中國則會在2030年趕上美國。

　　對於前項預測，現在幾乎已經是鐵的事實，對於后項預測也已經是學界的共識，但在當時這些預測幾乎是天方夜譚。

　　1990年，中國GDP總量在世界上排在第10位﹔1995年，中國超過加拿大、西班牙和巴西，排在第7位﹔2000年，中國超過意大利，晉升到第6位。在本世紀前10年中，中國又依次超過法國、英國和德國﹔2010年超過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僅僅位於美國之后。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預測⑵，中國按照購買力平價（PPP）計算的GDP總量，將從2011年的11.3萬億美元增長為2016年的19萬億美元，佔世界經濟總量的18%。而此期間，美國則從15.2萬億美元的經濟總規模增加到18.8萬億美元，在世界經濟總量中的比重下降到17.7%。根據世界銀行最新公布的統計，按預估的中國和美國在今年的增長速度，中國的經濟規模按PPP計算，將可在今年年底超過美國成為世界第一大經濟體⑶。

　　也許有人會說，中國是全世界人口最多的國家，佔世界總人口的比重接近1/5，在人均收入仍然較低的條件下經濟總量排在第一位，並不是值得洋洋自得的事情。

　　其實，經濟總量的快速增長必然帶來人均收入的快速增長。1994年，中國人均國民總收入（GNI）為460美元，仍處於低收入經濟體的行列。2002年，中國人均GNI為1100美元，進入下中等收入經濟體（下限為人均GNI1005美元）的行列。2010年，中國人均GNI為4240美元，進入上中等收入經濟體（下限為3975美元）的行列。2012年，中國人均GNI為5720美元，如果2020年中國人均GNI能在經濟增長和人民幣升值兩個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比2010年翻一番，中國人均GNI有可能超過12476美元⑷，而跨入高收入經濟體的行列，並成為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繼韓國、中國台灣之后第三個從低收入上升到高收入的經濟體。

　　一些經濟學家對中國未來人均GDP的預測同樣是相當樂觀的。例如，已故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羅伯特 福格爾預測，2040年，按照購買力平價計算，中國GDP總量將高達123.7萬億美元，佔世界經濟總量的40%。人口按14.6億計算，中國人均GDP將高達8.5萬美元，是世界平均水平的2.4倍和美國人均GDP的80%⑸。

　　但是，在該書出版的當年以及以后很長一段時間，我們的分析和預測遭到學界和輿論界的很多質疑，認為我們過於樂觀。不僅許多人認為，說“中國的奇跡”為時過早，而且，多數學者看到中國經濟在轉型過程中存在許多體制的扭曲，中國的轉型並未按當時佔主流的新自由主義經濟學所主張的最優轉型路徑，也就是華盛頓共識所倡導的休克療法，一次性的消除各種扭曲，而是採取了從主流理論來看最糟的漸進、雙軌的方式來進行轉型。因此，主流經濟學界認為中國即使能一時取得經濟的快速增長，也必然要為這種體制的扭曲付出代價，中國經濟的崩潰必然不可避免⑹。

　　所以，隻要中國經濟增長稍微一放緩，中國崩潰論就此起彼伏，不過，出乎主流經濟學界預料之外的是，中國經濟在此書出版后二十年卻基本沿著我們在書中所預測的增長軌跡前進。

　　我們的預測所以准確，是根據對經濟的競爭力和增長的本質，以及發展中國家在產業升級和技術創新的后發優勢所做的分析取得的。一個經濟體所生產的產品和所提供的服務在國內外市場要有競爭力，其要素生產成本必須在國際上處於最低水平，這種競爭優勢的前提是所在的產業和所用於生產的技術，必須符合該經濟體的要素稟賦所決定的比較優勢。

　　一個經濟體的持續發展、人均收入水平的不斷提高，則有賴於勞動生產率水平的不斷提升，而后者取決於技術的不斷創新和產業的不斷升級。發達國家的技術和產業處於世界的前沿，其創新和升級都有賴於自己的發明，成本高、風險大﹔發展中國家的技術和產業水平都處於發達國家技術、產業前沿的內部，在技術創新和產業升級上有后發優勢，可以用引進、模仿、消化、吸收作為技術創新、產業升級的來源，其成本和風險遠低於發達國家。

　　一個發展中國家如果在經濟發展過程中按照比較優勢來選擇產業、技術，則這個發展中國家的經濟會最有競爭力，能創造最大的剩余和最快速的資本積累，隨著要素稟賦結構的提升，產業、技術需要隨之升級，如果這個國家的政府在這個過程中發揮積極有為的作用，不斷地為利用技術創新和產業升級的后發優勢創造條件，則經濟的增長速度可以數倍於發達國家。

　　日本和亞洲四小龍的發展都較好地按照比較優勢來選擇產業和技術，並利用后發優勢取得持續幾十年的快速經濟增長而迅速縮小與發達國家的差距，中國從改革開放以后也開始按照比較優勢發展產業和技術並利用后發優勢來進行產業升級和技術創新。

　　我們認為隻要在轉型過程中繼續維持社會穩定，並按本書的分析中所倡導的改革不斷完善市場經濟體制，為企業在競爭的市場中按照比較優勢選擇產業技術創造條件，並發揮政府積極有為的作用，幫助企業克服在技術創新、產業升級的過程中必然存在的外部性和協調問題，以利用后發優勢，中國就有可能按照前述的預測來前進，從而保持幾十年的快速增長，創造出人類經濟史上從未出現過的由強至衰、再由衰至強的奇跡。我們很高興看到中國過去二十年的改革基本按照這本書所分析的路徑進行，增長的績效也如這本書的預期。

　　鑒於這本書討論的是如何通過政府發展戰略轉型和市場經濟體制改革，使中國取得了人類經濟史上前所未有的持續高速增長，我們把書名定為《中國的奇跡：發展戰略與經濟改革》。中國現在已經是中等偏上收入的國家，但從計劃經濟體制到市場經濟體制的轉型尚未完成，中國能否繼續保持快速發展的態勢，落實十八大提出的兩個百年的目標，實現中國幾代志士仁人孜孜以求的“中國夢”，既是中國執政者和全體居民想弄清楚的問題，也是國外人士的好奇心所在。

　　現在重印這本書⑺，又恰逢其出版20周年，我們以此長序回顧這本書20年前的出書背景、出書當時和其后的各種爭論、中國改革發展的歷程，希望對冀圖了解經濟增長和轉型的本質，以及中國轉型的成績、存在的問題和解決的方案的各界人士能有所幫助，並以此推動我國的理論創新，貢獻於我國的社會學科，尤其是經濟學科的發展。

(責編：宋勝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