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獨家】俠客島專訪莫言：中國人要扔掉文化自卑

【俠客島按】

10月11日，莫言獲諾獎兩周年。

當天上午，在他的老家山東高密，第五屆高密紅高粱文化節開幕。自然，莫言就是那個焦點。沒等莫言落座，一大群當地的粉絲就蜂擁而上，合力拽住莫言求合影、簽名。莫言倒也和氣，似乎早已習慣這樣的陣仗。

會后，俠客島與莫言先生促膝長談。從文學到政治，從寫作到文化，再到今年的諾獎得主，我們談笑風生，比那些外媒不知道高到哪裡去了。時間長，滿滿都是料與營養。

俠客島總是這樣，昨天我們寫雍正專訪，今天政治局會議就在談“向古人借治理智慧”。巧了，我們專訪的莫言，也說到了相關的內容。

先來兩個文化節現場畫面調節下氣氛。

主持人：莫言先生，家鄉人都說，高粱紅了，莫言就回來了。

莫言：呵呵，不光高粱紅了，收獲玉米、播種麥子的時候我都回來，隻不過有些時候不讓你們發現罷了。

主持人：……（無語中）

主持人：莫言先生，聽說你剛從法國講學回來，就匆忙來家鄉參加文化節。您覺得法國的大餐好吃還是高密的爐包好吃？

莫言：當然是家鄉的爐包好吃了。

主持人（欣喜狀）：那我私下請你吃爐包吧。

莫言：謝謝！最近幾天天天吃。

主持人：……（無語中）

閑話不表，下面是俠客島和莫言面對面的時間。

怎樣對付刁鑽的外媒？

俠客島（以下簡稱俠）：這兩年採訪您的外媒很多。您怎樣評價他們？有沒有“刁鑽難纏”的？

莫：一類是採訪我，是讀過我的小說，看了中國電影的。這種採訪是有深度的，也是我樂意接受的。

還有一類是比較膚淺的採訪，老盯著一些中國的負面的東西，問來問去就是老問題。我說這是二十年前的問題，你們還在問我。

比如，問中國有沒有新聞自由、出版自由，問中國的人權，問中國的民主制度。這些問題，第一我不樂意回答，但你提出來了，我也願意說一說。比如你們說新聞出版，你們說我是支持新聞出版審查的，我說我從來沒有公開的支持過。斯諾登事件出來后，你們再說中國的審查，那你們怎麼不問問美國的審查呢？你們老盯著中國人權問題，這個我承認，中國人權問題有很多需要改進的地方。只是，美國、法國、德國有沒有人權問題？我想，要是美國人到伊拉克講人權的話，是會被人家用棍子打出來的。

“中國人要扔掉文化自卑”

俠：您這兩年裡，出國講學好多次，對比國內外不同的文化生態，您有什麼感受？

莫：今年上半年去了美洲、歐洲十幾個國家，經常被記者問到一些問題，怎麼樣看中國，看中國的變化。我在五年前寫過一個中篇小說，題目就叫《變》，翻譯成多種外文。現在看起來，與中國已有的變化相比又落后了。

中國最近幾年的變化又非常大。為什麼會變？這是因為我們的改革，改革是變的推動力。為什麼會變？是因為老百姓心中有對美好生活的向往。為什麼會變？因為我們過去有很多東西需要改變。

我們承認，過去的中國在觀念上確實有封閉的地方，開了國門后就開了眼界，開了眼界以后，自然拿我們本國情況與外國情況比較，然后發現差距確實比較大，那就要變。窮則思變，富了也要變，一個是我們要追求物質上先進的東西，物質的滿足還是比較容易實現的，要想在文化精神上打造一個非常的高度，就不是一朝一夕的事。

這兩年，文化走出去這個概念在中國非常顯著。中國的文化中有非常寶貴的東西，隻有走出去，才能讓外國人加深對中國的認識﹔隻有走出去，才能更好地把外來文化引進來。文化交流永遠都是雙向的，光把外國東西崇洋媚外地引進來，那是我當年就批判的。

俠：在您看來，中外文化交流應當秉持何種態度？

莫：文化交流，不宜把西方的東西當成寶貝全盤接受。

我們老有一種文化自卑的東西，老是覺得西方的文化、建筑比我們好，總覺得是我們不行。這幾年的文化交流漸漸變成雙向的，提高了我們的自信。我們認識到外國的文化藝術，有他們的長處，也有它們的不足。我們民族文化民族藝術裡有許多是世界藝術的瑰寶，不僅屬於中國，也屬於全人類。

我們的文化交流需要深層次的東西，不僅僅是符號性的，比如燈籠啊，舞獅子啊，耍龍燈啊，視覺上來說是很強烈的文化符號。這兩年中國的文化輸出、思想輸出的是全方位的。真正能影響別人的，是你的思想。

過去，中國人知道黑格爾、康德等西方一系列的思想家哲學家，給人類提供了很多思想瑰寶。但我們的孔子、老子、庄子，包括佛教在內的中國的精神創造，漸漸讓西方人知道，都是這十幾年來大力工作的結果。

慢慢地，中國的古典哲學為西方了解接受，也成了他們的一些思想財富。

思想的傳播需要借助一些藝術手段。你給他們講三字經、百家姓，那種枯燥的東西，他們接受起來很困難。用一些比較恰當的藝術形式和載體來對外推介，會事半功倍。較好表現形式的，還是美術、音樂、舞劇等，這些東西不需要翻譯﹔而其它借助於文字的東西都需要翻譯，會是一個大的工程，搞不好會產生很大的誤差。但深層的理解，確實離不開文字的東西，比如詩歌啊小說啊，都是慢慢來，潤物無聲。

文化傳播就應該是立體的、全方位的，每一個藝術門類都有它的特點，根據每個特點，有計劃有步驟地往外推介。

“故鄉是我創作的源泉”

俠：今天是您獲獎兩周年的日子，這兩年您回老家時間多嗎？

莫：以前是回來次數少，每次回來后住的時間長，一住就是兩、三個月，可以用心寫作。現在回來的次數多了，住的時間短。一個是北京事多，來了就得趕快回去﹔再一個是找我的人比較多，老同學、老朋友、老戰友等等。

俠：我們知道，您的小說中有一個特殊的地理坐標“高密東北鄉”，一如魯鎮之於魯迅，馬孔多之於馬卡爾斯，約克納帕塔法鎮之於福克納。在您的創作中，故鄉起到了什麼樣的作用？

莫：故鄉代表了一種鄉土記憶，也是千百年來的文學命題。現在我們讀唐詩宋詞，鄉愁別恨，離愁鄉思，這種鄉愁相思隨著技術的發展，通訊的便捷而逐漸淡化。當年相距三千裡，什麼時候回家都難說﹔而現在是朝發夕至。

但是作家呢，由於職業關系，都要寫最熟悉的生活，比如童年記憶，比如小時候長大的地方，這裡有你的同學、父母、鄉親，有自己喜歡吃的事物、游過泳的河流、散步過的河堤……因為特別的熟悉，和你的童年密切聯系在一起，所以寫起來更有感覺。

高密東北鄉就是一個文學概念，不可能跟真實的家鄉完全劃等號。天南海北，發生在很多人身上的故事，都可以變成寫作的素材，放到你所謂的故鄉的籠子裡面。

“不管哪兒的人，都是感情動物”

俠：我們島上有很多文藝青年。對這些后輩，您有什麼想說的？

莫：無意當中積累，反倒對寫作有幫助。但是，大張旗鼓、一本正經的體驗生活，反倒難有收獲。

去過這麼多城市，我對土耳其的伊斯坦布爾印象最深。伊斯坦布爾，地處歐亞兩洲的一個城市。伊斯蘭文明、基督教文明、亞洲文明、非洲文明，各類文化在這裡融合﹔天主教教堂、基督教教堂、伊斯蘭的清真寺，在這裡可以比肩而立﹔伊斯蘭教徒可以走在街上喝咖啡，蒙著頭巾的伊斯蘭少女與袒胸露背的摩登女郎也可以擦肩而過，誰也沒有影響誰。這樣一種狀態，實際上是人類最美好的一種狀態，大家每人都有信仰，可以和平地共處，沒有劍拔弩張。這樣的城市讓人印象很深。

另外，無論歐洲人亞洲人，美國人非洲人，想明白了，大家都差不多了。美國人怎麼著，中國人怎麼著，都是感情動物，你隻要真心對他，他都能感受得到。我在法國請一個高級知識分子吃飯，對方在退休前當過政府的部長。我買單了，他也很高興。在中國也一樣，我請一個小伙子吃飯，他也很高興。反過來要是AA制，大家都感覺冷淡。

人和人的交往，民族和民族的交往，國家和國家交往，說穿了是一種情感交往，你對他好，真心好，他會有感受的。光講客套話，不做真事，不用真情感，是做不好的。

今年習主席出訪，情感色彩很濃重，尤其到周邊各國，用的語言都是“走親戚”、“看朋友”，對方是真感動，對方的老百姓感受很熱烈，不是裝出來的，跟那些冷冰冰的客套外交形成了截然對比。

“諾獎開獎之前，我關機三天”

俠：今年的諾貝爾文學獎被莫迪亞諾摘得后，很多讀者都說“不知道”，在中國的知名度跟陪跑多年的村上春樹、米蘭昆德拉沒法比。有沒有人找您預測誰會獲獎？您對他有什麼評價？

莫：我關機三天了。獲獎以前總有很多預測，莫迪亞諾這個作家蠻不錯的，1984年我就讀過他的小說，他是個非常有深度的作家，文章多反映小人物的生活，寫得很深，不太長，按中國體例是中篇小說，三四萬字一篇，很生動。他一直是一個很寂寞低調的作家，沒有像村上春樹那樣大紅大紫，也沒那麼暢銷。我覺得這個作家是值得關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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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編：趙雪晨、牛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