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說的夏天》影評：傷害已發生，“不能說”輸贏

《不能說的夏天》讓人想起去年的兩部片子，《聖誕玫瑰》和《全民目擊》，這三部電影都把關鍵戲碼安放在了法庭之上。眾所周知，礙於現實原因，內地很少出現庭審戲。所以，拋開港台導演的原因，這幾部電影裡的法庭，更像是現實的折射，要說真實度，還是陳可辛《親愛的》中的表現比較接近。

王維明決定拍《不能說的夏天》，好像是做了一個熱點正確的選擇。畢竟，現在一提大學校園的性侵事件，那是人人喊打。但實際上，以最終成片來看，這名中老年“青年導演”，他試圖鋪墊一些不那麼正確的過程。譬如，深化被告人的經歷和過去，探討受害人身上的創傷綜合征。這也導致不少評論人士反映：電影的枝葉太多，似乎令性侵的主線不那麼明晰。

想想看，除了第一次性侵前后被正面表現以外，受害人和被告人之間基本沒有了直接對手戲。他們之間到底發生了什麼，導演統統遮蔽掉，不想給觀眾看。還有，電影並沒有一個大快人心的結局，在証據不足的情況下，就好像，輸贏已經變得不重要，隻希望當事人能真正走出來（雖然實際上這非常困難）。

回想《聖誕玫瑰》，同為新人導演的楊採妮，她將對一個殘障少女的同情心，凌駕於法庭之上，其倫理價值觀之混亂，簡直讓人無語。相比之下，《不能說的夏天》好像也僅僅是一線之隔——就像受害人遭受的言論攻擊，她是不是自己做白日夢，愛上了老師。然而，哪怕受害人覺得自己愛上了李教授，律師依然不忘提醒法庭，這是犯罪。隻要是不對等的、一方受到強迫或支配的社會關系，那麼，這樣的校園戀情依然是不允許的。

王維明不希望觀眾把過多的同情放在這個受害少女身上，即便她顯然是涉世不深。相反，在主人公以外，他花了較多篇幅，去寫律師，她同樣疲於奔命，在家庭、情感和事業之間﹔受害人的妻子，她同樣蒙受了奇恥大辱。導演嘗試去分析性侵案為何會發生，矛頭又很快轉向了令人憤慨的寒蟬效應：面對罪惡與丑陋，許多人不但不伸出援手，反而充當了幫凶，令受害人的痛苦程度雪上加霜。

最后，當李教授倒在了自家花園，這是真實事件的現實結局。所以，輸贏一點都不重要，因為傷害已經造成，並且無可挽回。所有人要做的，是阻止類似事件的再一次發生——即便要真正做到這樣，很難很難。可是，《不能說的夏天》還是向社會各界發出了訊息，不能容忍性侵事件的繼續發生，要痛打衣冠禽獸和斯文敗類。

聯系到廈大博導吳春明事件，網民對此怒不可遏，已經發生過的傷害和欺騙，無法償還給女學生青春。這個，才是校園性侵事件的最大問題，是這個不平等時代下的一大症結，是對女性群體的壓迫。或許，《不能說的夏天》沒有想象的完美和成熟，但放在浮躁而混亂的社會中，它無疑就是我們常說的“良心之作”。

(責編：王書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