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巢老人“偕老”慘劇中的罪與責

陳先生長期在上海工作，嘉興老家裡隻有年老的父母。三個禮拜前，陳先生發現打回家的電話無人接聽，一時還沒放在心上。之后一段時間，陳先生屢次打電話回家，但是依然無人接聽。趕回老家的兒子，推開門后卻險些當場昏厥，原來他牽腸挂肚的父母早已倒在家中，沒了呼吸。（浙江在線10月28日）

“子欲養而親不待”，當遠在外地的陳先生回到家，面臨的一大噩耗、人生不幸。這既是陳先生個人和家庭不幸，也是社會養老的不幸，還是政府養老、政策等的不足。對於空巢老人“偕老”慘劇，我們不由得要問，誰之罪？誰之責？這個極端個例，背后偶然性中有沒有必然性？

首先，是陳先生之罪。烏鴉反哺、羊羔跪乳都是動物盡孝的體現，盡管不能有郭巨埋兒這樣的極端孝行，但是贍養父母、常回家看看既是人倫天理，也是法律裡的硬性杠杠。陳先生沒有在打電話無人接聽之時及時回家，同時，在老家也沒有同小區養老負責人進行及時溝通。父母病榻之前未能盡孝，父母離世之際亦未盡孝，父母暴尸多日更是人神共憤。所以，首罪無疑是陷入深度驚訝和自責的陳先生。

其次，是社會養老、小區（鄉村）養老的不力和社會轉型期的陣痛。社會養老方面，當地還是做的不錯的，相比於農村的養老完全靠家庭，100戶家庭設立一個小區管理組長，關心他們。但是在小區養老中，人手不足、無生活保障人員、沒有精神關懷、體育鍛煉匱乏等問題也凸現出來。其次，傳統社會家庭養老中，“父母在，不遠游”，“居有常，業無變”都是對兒子的要求，可是現代人員流通迅速，無論男女皆在社會轉型大潮中，不“遠在他鄉”、“懷有鄉愁”似乎就對不住城市化大時代。而且獨生子家庭的2對4的養老格局也進一步增加了養老壓力。

再次，是政府養老的不力和計劃生育政策等導致的弊端。當前的政府養老中，目前，社保基金的巨大缺口下，政府的養老政策和政府養老機構明顯難以追上我國老齡化社會的腳步。而且，家庭養老為主的情況下，子女的減少也是養老難的一個直接難題。在計劃生育政策下，30年后的今天，它的危害體現出來。一個雙獨家庭2人面對4個老人，如果子女增多也可以減少兄弟姐們間的養老負擔。

2012年， 據國家民政部統計，目前我國老齡人口約有1.69億，其中40%是空巢老人，而北京的空巢老人家庭約有45萬戶。國家統計局上海調查總隊的調查發現，99.1%的受訪者以退休金、養老金為主要經濟來源，其他經濟來源包括積蓄（39.2%）、子女補貼或贍養費（32%）、政府提供的各種補貼（11.4%）、出租住房等投資收益（7.9%）。而農村養老更是“難死人”，“一難沒有一個暖和窩，二難有病沒錢花，三難沒有一個解悶的伴”。因此，父母雙雙“偕老”慘劇雖屬個例，但也反映出當前空巢老人養老難的諸般問題。

在人口老齡化的大潮中，我國傳統養老方式和保障體系正遭遇巨大的沖擊。目前，我國已經明確了以居家養老為基礎、以社區養老為依托、以機構養老為輔助的養老模式。養老體系面臨三大挑戰：生活保障、日常照料服務、精神慰藉。

破解空巢老人養老難題，亟需多方用力，合力構筑養老體系，使“老有所依，老有所養”，促進社會和諧，傳承中華民族傳統文化。首先，對於子女，從自身做起，常回家看看，及時電話，並留下當地看護父母的機構或者聯系人的電話及時溝通。贍養父母是責任、是自然感情流露，因此，既要物質盡孝，更要精神盡孝。其次，對於社會和社區，完善社會養老設施，培養養老志願者，做到社區和社會的責任。再者，政府在養老問題上要表現出應有的擔當，從養老制度的構建、養老費用的發放多想辦法，積極培訓專員生活護理員和足夠的心理輔導師，積極引進民間資本建設養老機構，政府和民資相結合，盡到政府的責任。

“百善孝為先”，這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的首義，所以，政府、社區和社會、個人都應該盡自己的最大努力，構筑養老長城，為中國的老齡化大潮助力。（文/朱清建）

(責編：於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