厲以寧：新常態有賴新的市場主體

中國經濟論壇學術委員會主席、著名經濟學家 厲以寧

　　世界上的主要國家沒有一個像中國這樣還在定硬性的增長指標，都是改為預測值、彈性值、軟值，每個季度要調整，比如，年初估計今年增長是4.5%，過了幾個月沒有到，第二季度改成4.2%，或者4%——（指標）可以調，這是符合市場經濟規律的，硬性指標就會造成損失、造成壓力，這樣的觀點要改變。

　　我們要記住，即使幾個國有企業共同投資建立了新的國有企業，也比單一的投資主體建立的國有企業好，因為董事會不是代表一方的，而是代表各方的。各種投資者雖然都是國有的，但是形成的董事會將是一個權力相對均衡的狀態，董事會上是有爭論的，不是一種聲音，這也是有利的。

　　我要講的問題就是怎樣理解新常態。新常態就是常態，符合經濟發展規律的就是常態。對於我們來說，比如說我們經濟增長在過去是怎樣的，過去增長是超高速增長，超高速增長實際上就違背了經濟發展的規律，違背經濟發展規律首先是不能持久的，其次可能是弊大於利的。何以見得？舉例來說，第一是資源加快消耗枯竭，第二是生態環境遭到破壞，第三是低效率，第四是某些部門嚴重產能過剩。這四個大家都能看到，還有一個更深層次的問題——錯過了結構調整的機會，錯過了結構調整的機會，錯過了自主創新的機會。因為都忙於在超常規、超高速的增長，這樣就產生了問題。

　　我們今后想超高速增長也不可能，因為要素成本上升，這表明了你要想維持超高速增長可能會虧本。我們馬上就要制訂“十三五”規劃，大家怎麼考慮呢？我參加了討論，發現有兩個認識是共同的：第一，既然要定“十三五”規劃，增長率不要太高，超高速是不可能的，那個時代已經過去了，應該是中高速增長。究竟中高速增長多高呢？7%左右，有的經濟學家提出6%~7%或者6.5%~7%，反正5年是可以的，以后有可能還要低，即使是6%，在全世界來看，同樣是中高速增長。

　　與之相對的一個認識，就是觀念在改變。我們過去的觀點是經濟增長率是硬性的指標，因為這樣才有權威性，實際上不應該這麼看問題。應該說目標增長率不應該是硬性指標。我們過去的做法，中央的（指標），全國人大一通過﹔地方的（指標），地方人大一通過，就成為鐵板釘釘了。必須為完成這個硬性指標而努力，就形成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壓力。大家都覺得既然全國人大通過了，就非完成不可，而不顧形勢的變化。這樣就導致了要完成這個目標，出現各種產能過剩現象、信貸超標現象。世界上的主要國家沒有一個像中國這樣還在定硬性的增長指標，都是改為預測值、彈性值、軟值，每個季度要調整，比如，年初估計今年增長是4.5%，過了幾個月沒有到，第二季度改成4.2%，或者4%——（指標）可以調，這是符合市場經濟規律的，硬性指標就會造成損失、造成壓力，這樣的觀點要改變。

　　你要進入中高速增長率的常態，除了要改進彈性指標，用預測值代替目標值，還應當注意改革要配套。因為新常態是配套改革的綜合成果。當前這麼多的改革當中，最重要的改革是哪幾個改革呢？大概是以下幾個改革。

　　第一個改革是要建立有完善法人治理結構的市場主體，就是秘書長（國資委秘書長閻曉峰）所講的國有企業改革。國有企業改革分為兩個層次，一是高層次的改革，著重在資本配置機制的改革，怎麼把這麼多國有資產用活？怎麼讓資本發揮更大的作用？國家應該管資本，把資本用活。第二個層次的改革是國有企業的改革，國有企業的改革必須分門類、分行業，因為各行業是不一樣的，有些行業公益性的，有些行業是國家特別重要的、不可或缺的，還有一些競爭性的行業。所有這些按行業來定，共同的目的就是把企業搞活。混合所有制經濟在不同行業的比例是不一樣的，競爭性的行業要看具體行業的情況而定，國家不一定控股，但是某些特殊的行業，國家還是需要控股的，也可能是相對控股，也可能是絕對控股。我們要記住，即使幾個國有企業共同投資建立了新的國有企業，也比單一的投資主體建立的國有企業好，因為董事會不是代表一方的，而是代表各方的。各種投資者雖然都是國有的，但是形成的董事會將是一個權力相對均衡的狀態，董事會上是有爭論的，不是一種聲音，這也是有利的。

　　混合所有制經濟在競爭性行業中，遲早會讓中國走上職業經理人制度。因為職業經理人制度是非常重要的，產權激勵機制，沒有職業經理人制度搞不起來。如果全是官員調動職務來當總經理，就不是職業經理人，他是學做職業經理人。職業經理人有供方、有求方。需求方就是國有企業，國企的改制和完善法人治理結構需要職業經理人。供給方在西方發達國家經常是這樣一種情況，有企業咨詢公司、獵頭公司、企業家協會、經理人協會等等，他們把這些人的信息匯聚在一起，推薦經理人。沒有中介機構，職業經理人制度形成不了，因為他跟一般的勞動者不同，不會自我標賣，因為他的社會地位在那，不會那樣做，主要是通過中介組織推薦進入。

　　德國有一家很有名的企業，連續幾年虧本，董事會不滿意，他們需要找到新的經理人，於是去找咨詢公司。（咨詢公司）不是給你派經理人，而是先跟你定承包合同。這份合同規定第一年扭虧多少，第二年扭虧多少，到第三年才扭虧為盈，如果完成這個目標，按比例收取一部分盈利，然后再推薦經理人。很多地方這樣做就成功了。因為咨詢公司是帶著一個團隊去的，而不是一個人在那裡。這個團隊會指出你的毛病在哪裡，如果最后成功了，而且企業也同意，當初帶團隊的人便成為經理人。中國目前沒有這樣的條件，但中國遲早要有這樣的市場，特別是競爭行業，還包括民營企業，如果要搞現代法人治理結構也一定這樣做。它有一個過程。公務員如果退休以后能夠成為職業經理人是很好的事情。這就是我們需要的第一個改革——建立獨立市場主體。

　　第二項改革是收入分配的協調。中國現在收入分配不協調主要在初次分配，初次分配最大的問題就是農民沒有產權，農民現在還在土地確權。他們確權興致非常高，原來我們去浙江那邊，杭州、嘉興農村剛剛確權，那裡進村的路都進不去，全是炮仗。老百姓認為他的土地、承包地、宅基地有權証了，他的房子有產權了，你不能隨便圈地，也不能隨便拆遷，要不然用法律手段告你。這是產權改革深入到農村了，這對中國未來影響很大。我們在那裡考察發現，土地流轉加快了，家庭農場制起來了，這都是新的變化。

(責編：邱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