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期而遇”：对书的记忆与记忆中的读书——巫鸿《读书》【2】

这种零星的知识获取肯定不是我个人的独特经验，因为对一个十几岁的孩子说来，“文革”前后的读书大多是机缘的结果，少有可能按照文学史、哲学史、美术史的学科系统循序渐进。即使在大学里——我有幸在“文革”前夕进入了高等学府，因此比“老三届”多了些接触书籍的机会——读书也是一种极端断裂和被严格控制的行为。不但图书馆在一九六四年以后停止外借封、资、修的“毒草”，即便是与专业有关的学术书刊（我上的是中央美术学院的美术史系）也被简化为长不及一页纸的枯燥名单。接踵而来的政治运动更将有限的课程化整为零。我们学院在“文革”之前已经转化为枪林弹雨的政治战场，先是停课搞“社教”，教授之间残酷斗争，随后全体教职员工和学生被送至京郊的怀柔和河北邢台从事农村“四清”运动。从邢台归来列队重进校园，因心脏病留驻北京的同学张郎郎偷偷告诉我说一场更大的运动即将到来，那就是一个月之后爆发的“文化大革命”，也就是家中图书散失的时刻。

提起这段个人和全民的共同经历，使我惊讶的还不是读书的困难，而是我们实际上并没有因此而间断读书，并且对书的情感由于其得之不易而成正比上升。童蒙时期偷窥的读书因而被体制化和正规化了：我并不记得因书籍稀少而屡屡抱怨，记得的只是得到一本心爱书籍时的兴奋以至狂喜。随之的结果是一种自发的“细读”：对一本情有独钟的书会重复地读，逐字逐句地读，像读诗一样地读一本长篇小说或回忆录，反复咀嚼那些让自己心房颤动的句子。这种对书的兴趣从不来自它们在文学史上公认的地位和价值——这是我所不知道的事情——而在于它们与自己内心的直觉默契。若干年后在哈佛大学知道了罗兰 ·巴特的《文本的愉悦》——那是关于“细读法”的西方经典论述，着实吃了一惊。但是与他的后结构主义分析不同，我们在上世纪六十年代的细读犹如第一次陷入爱情，所感到的“愉悦”是无可名状的向往与迷惑。在哈佛我也发现了我和美国同学在知识构成上的一个巨大分别：虽然许多书（以及音乐和名画）我都知道甚至知道得更为细致，但美国同学对这些书（以及音乐和名画）的来龙去脉如数家珍。对他们来说这是通过学习得到的历史，对我来说这却是曾经经过的一段生命。

也许应该举些例子了 ——但这实际上是个相当困难的事情，因为要想真正说清书籍的这种特殊时代价值就必须重构那个时代的压抑而私密的氛围，也需要回顾“书友”之间超过图书的关系以及个人生活中的波折和情感动荡。这都是超出这篇短文的事情，而且我曾有机会接触过并相当喜爱的书也实在相当多。简言之，如果以阅读的“重复率”（即反复阅读的次数）为准，大学以前当属《红楼梦》和《战争与和平》；一九六四年到“文革”初曾醉心于《约翰 ·克里斯多夫》、《罪与罚》、《忏悔录》（卢梭）、《大卫 ·科波菲尔》、《麦田守望者》、《在路上》、奥斯本的《愤怒的回顾》以及雷马克的《凯旋门》。《约翰 ·克里斯多夫》属于大学初期的“个性解放”时期——它是一个许多内心敏感的读书青年都经历过的微型启蒙运动。似乎是初中时逃学读书的经验延伸，我对大学中的思想控制痛心疾首但又找不到现实中的出路。书籍中的虚构人物于是成了比真实人群更加有血有肉的存在。与克里斯多夫一起成为我的密友和知音的还有一些理想化了的历史精英，如贝多芬和米开朗琪罗之类，他们强大的精神力量能够把我震动到热血沸腾、不能自已的程度。对文艺复兴的兴趣把我引向宗教和《圣经》。更遥远的希腊随之进入眼界：一边阅读着三大悲剧家的剧作译文，想象着地中海旁灿烂阳光下环形剧场中的演出，一边在一本能够买到的最好的图画本里临摹着帕特农神殿中的残毁雕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