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期而遇”：对书的记忆与记忆中的读书——巫鸿《读书》

小时候家里的书很多，清清楚楚地分成两类：父亲的经济、社会学及诸子百家、二十四史，母亲的莎士比亚全集、小说、诗歌和两大柜《古本戏曲丛刊》。大约从小学和初中起我就开始阅读这些书籍——更恰当的说法是系统地偷窥。虽然大人不曾禁止，但也从未明言鼓励。那是反右派和“大跃进”的年代，母亲在被划成极右分子后就被停止了教职，父亲也因参加撰写“六教授”(即陈振汉、徐毓楠、罗志如、谷春帆、巫宝三、宁嘉风)经济学意见书而处境岌岌可危。所幸的是家中的书柜还没有被触动——它们的最终解体要等到十年之后的“文化大革命”。一九六六年“破四旧”运动开始的时候，父母决定与其被撕被烧，不如把一些书籍送给喜欢读书的学子。因此，我的表哥巫孟还就邀请了他在北大的一些同学好友来家里选书，大包小包地背回宿舍。保存下来的图书随父母最后去了“五七干校”。几年后原箱由一辆煤车运回北京，开箱后每本都是漆黑一团，裹满煤粉，经过仔细清理尚可阅读。我现在仍然保存着一些，作为那个时代的纪念。

因此对我说来，“文革”前的那个“偷窥”读书时期竟然会唤起某种浪漫的回忆。常常是父母不在的时候，怀着一种忐忑不安的暗暗兴奋，从书架上抽出这本或那本，一页一页读将过去，在完全没有知识准备的情况下期待着它们可能透露的隐秘。由于这种心理，也由于处在情窦初开、富于幻想的年龄，母亲的文学书（其中常带有引人遐想的插图）总是更为神秘而具有诱惑力。莎士比亚、托尔斯泰、曹雪芹这些人我是知道的，但是乔叟、薄伽丘、司各特、雪莱、莱蒙托夫、司汤达、梅里美、布雷克、德莱塞、斯坦贝克、关汉卿、王实甫、冯梦龙、汤显祖、张岱——这些名字的意义就都必须自己一一发掘。

那确实是一种奇特的阅读经验：既无次序又无引导，但并不妨碍书中的文字和图画使我痴迷心醉。我至今不知道从这种阅读中到底获得了什么东西。如果真的得到了什么的话，那可能只是无数既无关联又无实质、如冰雪般的碎片，融化消失在躯体中摸不着看不见的深处。如果这些碎片对我的知识和思想起了什么作用，那大概只是在随后的时间里通过某种机缘被别的什么东西粘结和承载，赋以预想不到的形状。这个形状也许可以被称作某种知识，但它绝不是课堂和教科书中的那种知识的传承与磨合。

那时候的另外一个读书场地是书店。不知是因为过于早熟或晚熟，在进入了以革命传统自豪的一○一中学以后，便发生了一种对学校的强烈抵制，从初二起开始想方设法地逃学出走。由于当时都是住校生，逃出校门以后就无家可归，只能在街上流浪。那时已是三年困难时期，严冬中的北京只有两个地方吸引着我，一个是书店（主要是离学校不远的海淀新华书店），另一个是戏院（如果口袋里有几毛钱就可以买一个后排票连看几场京戏）。海淀书店里的文艺书籍大都放在柜台后面，无法随意接触，但是科技、医药和地理等书籍基本上没有人护卫。我因此可以坐在某个角落里冰冷的水泥地上连看几小时人体解剖学或动物、星相之类图籍。虽然我对理工和科学并无特殊兴趣，但这里似乎比教室更像是属于自己的空间。直到现在，当我回国逛书店的时候，看到坐在地上或楼梯上专心看书的年轻人时总会心里一热。似乎时光倒流，但知道他们所读的肯定不是一样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