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期而遇”：对书的记忆与记忆中的读书——巫鸿《读书》【4】

一件有意思的事情是：可能由于当时的大脑基本上是一片空白（政治宣传从不鼓励独立思考），而且神经常处于极度专注和紧张的状态，背书成为一件相当容易的事情。虽然不能说过目不忘，但是读过的东西很容易记住。这种能力随后帮助我度过了一个相当困难的时期：因为被定为“张（郎郎）周（七月）反革命里通外国集团”的核心人物，我被革命群众组织抓捕进行隔离审查。而该组织为了避免对立面的抢夺（当时我们这种“现行反革命”成了双方争夺的战利品），在几个月内把我不断地转移到不同单位的监禁处所——其中包括东方歌舞团、中央戏剧学院、北京画院、中央电影学院和中央美术学院。审讯之余无事可做，我就把记得下来的古文背诵抄写作为一种消遣。一天夜间忽然被紧急转移到北京画院中的一间单独隔离室。无人监视时四处搜寻，在床垫下发现一本带有刘迅签名的鲁迅的《野草》，因而猜想所住之处曾是这位艺术界前辈的牢房。一天之内我把这本诗集中所有的作品全部背下，带着这个记忆被转送到电影学院的隔离室。那是我所经历过的最可怕的地方：封闭的硕大摄影棚中被隔出一间小小的无顶板屋，一盏八瓦吊灯在摄影棚的高墙上映射出巨大的暗影。没有白天和黑夜之分，不太遥远的地方传来微弱的惨叫。在那里我把鲁迅的诗作重新背写了一遍，但是后来被监管人发现而没收。

工宣队进驻美院以后，原来水火不容的革命组织及其各自监管的“牛鬼蛇神”们实现了大联合。美院中于是出现了一个庞大的“牛栏”，别号“牛街”。住在其中的我是美院一百多号“牛鬼蛇神”中最年轻的一个。“牛街”中是不许自带书籍的，唯一的读物是“毛选”中的指定篇章，如《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之类。总管的工人师傅——也许是一位更高层的领导——提出了“牛鬼蛇神”没有资格阅读“老三篇”（即《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和《愚公移山》），因为这应该是革命人民的专利。一些老眼昏花、记忆衰退的教授们因此可能避免了背诵这些著名篇章的麻烦。对我说来，“读书”的重新开始是在一九六九年迈出“牛街”之后。那年我以“现行反革命、划而不戴，帽子拿在群众手中”的身份和其他革命同学被送到宣化军区进行“再教育”。在之后漫长的四年时间里，随着教育者和被教育者的双向疲惫，“学生连”中的纪律逐渐松弛。无休无止的批判和“深挖”把几乎所有的人转化成一轮一轮的革命对象。伴随着政治形势潜移默化的转变，我的反革命身份也逐渐淡化。同学们开始玩照相、打排球、拉提琴、讲故事。我成了最受欢迎的说书人之一，每晚政治学习后就坐在床头上开讲（那是一个双层床的下铺），十几位同室上上下下地围绕着倾听。《基督山恩仇记》根据记忆讲了两个多月。一位听者每晚都做详细笔记，隔日转移到另室宣讲，据说情节更为细致和丰富。两年后我第一次被准许回北京探亲，重返宣化时带回了两本书，一本是在外文书店能够找到的最详细的英汉词典，另一部是在琉璃厂碰到的石印《薛尚功历代钟鼎彝器款识》。这两部书成为我学习青铜器和英文的开始（我在大学时期主修的是西方美术，而从中学到大学所学的外语都是俄文）。过了两年我被分配到故宫博物院，翌年进入金石组工作，一项主要任务是对“青铜器馆”进行改陈。又过了七年我进入哈佛大学攻读博士。似乎冥冥中自有天意：我这第二、三次学术生命可以说是从那两部书开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