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期而遇”：对书的记忆与记忆中的读书——巫鸿《读书》【3】

《麦田守望者》、《在路上》和《愤怒的回顾》都是六十年代初期内部出版的“黄皮书”。据说这几本书在“文革”期间继续在“老三届”甚至更年轻的一代人中流行，但我们这群人大概是它们在“文革”前的第一批非官方读者，由私人渠道获得之后便成为它们的狂热推崇者甚至模仿者。这同一群朋友也醉心于印象派之后的现代艺术以及“甲壳虫”歌曲——这也都是通过私人渠道获得的宝物。那时已是“社教”时期和“文革”前夕，对这些书、画、音乐的钟爱（以及我们聚在一起的创作尝试）可说已经具有了某种“另类”或“地下”的性质。但我自己在当时绝无这种明确的历史意识。只是在若干年之后，当一些文化学者开始发掘“文革”前地下诗歌和美术的时候，我们的这些活动才被写入文字并加以“前卫”的桂冠。实际的情况是：我们那时还太年轻，不像老一辈那样已经沉浮了大半生，知道历史的重量，因此也不可能像他们那样或

沉默无语或自投绝路。我们对现实的反应是更深地钻到书籍、美术和音乐的幻想世界中去。当“破四旧”运动兴起，一个朋友董沙贝——画家董希文之子，也是我们中间最忠实的《在路上》和《麦田守望者》的读者——把书的抄本和家传的敦煌写经藏在穿着的鞋子里边：这是和他身体最接近的私密空间。

与《在路上》、《麦田守望者》这类内部书不同，《凯旋门》可说是我的一个特殊发现（至少是我以为如此）。在此之前我曾经读过雷马克的《西线无战事》，对这本著名的反战作品没有什么特殊感觉。但是偶然发现的一本《凯旋门》的早期译本，厚厚的几百面发黄的书页，却以其主人公的孤独和冷漠深深地触动了我。整部书给我留下的记忆似乎都是夜景：一个战时流亡巴黎的移民在凯旋门的阴影下徘徊，对着一杯苹果白兰地（不知道为什么这个词带给我无限的想象空间）沉默无语。这本书从美院传播出去，在北京的文艺青年圈子中居然获得某种名声。这时已经是“文革”时期了，父母都被隔离审查，作为“逍遥派”的我陷入了夭折的个性解放之后的另一种孤独和无助。克里斯多夫已成过去，我开始醉心于诸子百家、古文小品和《儒林外史》。庄子的《逍遥游》、《秋水》成为我最喜欢的文章，屈原的《离骚》和司马迁的《报任安书》也成了背诵的对象。《儒林外史》结束于一首我喜欢的词：“记得当时，我爱秦淮，偶离故乡。向梅根冶后，几番啸傲；杏花村里，几度徜徉。风止高梧，虫吟小榭，也共时人较短长。今已矣！把衣冠蝉蜕，濯足沧浪。无聊且酌霞觞，唤几个新知醉一场。共百年易过，底须愁闷？千秋事大，也费商量。江左烟霞，淮南耆旧，写入残编总断肠。从今后，伴药炉经卷，自礼空王。 ”不一定是最好的词，但却符合了我那时的心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