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青报：反腐败从正人心做起

（一）

最近讨论反腐的人多起来了。在众多反腐的观点中，最有名的立场是主张“从制度上反腐”。持这种立场的人多认为，只有建立起良好的制度机制，才能从根本上杜绝腐败。如果没有良好的防腐制度，仅靠一时的动员，未必能长久，且易陷入“人治”的窠臼。

“制度反腐”这一说法，表面看来很有道理。但细想之下，却又觉得不着边际，无从下手。首先，任何制度都不是孤立存在的，都要依赖人来运行。在中国社会里，人、人际关系以及相应的社会风气，对于制度能否发挥作用至关重要。其次，在官场内部，也盛行各种风气；每一个单位、地域、部门、阶层，每一个领域，均可能有自己的风气，即潜规则。我们千万不要小看风气的力量。事实证明，在中国社会，一种风气一旦形成，再强大的制度罗网也容易被它撕破。

有人把希望寄托在法治上，认为只有“司法独立”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然而，持这种想法的人可能没有意识到，一旦司法真的独立了，政府再也管不着它了，就立即存在着如果司法机关腐败怎么办的问题。事实上，在一个腐败成风的社会里，任何权力机构都可能腐败；这时让某个机构脱离政府干预，成为反腐败的最高权威，这个权威也可能演变成新的腐败源头。有人把“分权制衡”当作解决腐败的有效制度，殊不知在许多第三世界国家，分权制衡的结果却是国民经济长期被几个巨型集团所控制，而且是打着“民主”和“法治”的旗号进行的。

把反腐的希望完全寄托于制度，以为只要大胆引进某种全新的制度即可创造奇迹，是天真的想法！

（二）

然而，上述分析丝毫不是说不需要制度防腐，也不是说不需要对权力的监督、制衡。我只是想提醒人们，奢谈制度不如探索制度之路，重视制度不如研究制度之基；究竟什么是中国文化中行之有效的制度建设，我们也不能仅凭几个西洋政治学概念来画饼充饥。

至少按照古人的理解，要在中国文化中建立制度，有时要先从“正人心”开始。这个“人心”的问题，就是社会风气问题。如果把制度比作冰山的话，人心和社会风气则好比汪洋大海，它们深刻地决定、影响着制度的运作。换言之，如果人心不正、风气败坏，要想建立起真正有效的制度，有时难于登天。

例如，早在两千多年前，董仲舒在给汉武帝的《举贤良对策》中就曾重点分析了当时为什么会“法出而奸生、令下而诈起”，即政府防止犯罪的法令越多，人们犯罪的数量也越多；政府打击犯法的措施越多，人们犯法的手段也越高明。董仲舒认为，这是因为社会风气已经从根子上坏了。当风气已彻底败坏、当人心已极度糜烂，这个社会只能像“朽木粪墙”一样，愈治而愈乱。因此，董氏认为，要想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必须以“正人心”作为最重要的突破口，并从最上层做起，层层向下，波及整个社会。他说：

故为人君者，

正心以正朝廷，

正朝廷以正百官，

正百官以正万民，

正万民以正四方。

四方正，

远近莫敢不壹于正。

（《举贤良对策一》）

那么，如何才能“正人心”呢？董氏提出四条，我结合儒家思想略加分析——

一是义利。儒家认为国家引导社会发展的指导思想之一在于辨明义利，不能把“利”字放在首要位置。“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大学》）这当然不是指不需要发展经济，而是指必须在指导方针上摆正义利关系，并以“义”来指导所有的利益活动。用董仲舒的说法，老百姓爱利、逐利本来就像“水之就下”一样本能、自然；如果不能正确引导，而是以利益成就作为衡量人的主要标准或促发展的主要动力，就会在一夜之间形成全民逐利的狂潮，毁掉社会道德的根基。

二是均寡。儒家认为财富分配公平与否，是决定人心朝向、社会风气好坏的主要因素之一。而财富分配不公，多半是由于拥有特权的人与民争利，导致贫富两极分化。

三是贤能。移风易俗另一最有效的办法是任贤举能。这是因为在中国人的社会里，上下之间的“风化”效应十分明显。如果在上位的人人品正直、心术端正，自然会对下面的人产生感染力；如果在上位的人人品不端、心术不正，必然会“上梁不正下梁歪”。

四是养士。人才不仅要靠发现，还要靠有意识的培养。把培养过程制度化，就是董仲舒所谓“兴太学、置明师”。这样做最大的意义之一，是让一批人才通过修习“六艺”树立坚定的信仰，培养健全的人格，掌握治国的本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