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因为通过革命的手段所造成的所谓民主的一些制度完全是不可及的,所以新左派有时候为“文革”辩护,说“文革”就是大民主,大家参与,随便想骂谁骂谁,把老子揍一通也没人管,这是民主吗? |
国家破坏论?
所以我觉得是这样,科举制是皇帝倒塌之前就已经被撤销了的,但是皇帝消灭之后,这套系统处于瓦解状态。所以这里涉及到一个问题,刚才所说的群己界限问题:我们作为个人,我们认同什么。现在皇帝没有了,第一个认同被杀掉了。地方社会没有了,因为没有科举制了,没有士绅阶层了,所有士绅阶层转换成所谓的学堂学生。学堂学生是什么概念?学堂全都是行政的技术官僚的大本营,学堂学生是一个技术官僚,但是他不承担起道德的教化的在基层自治的责任,学堂没有这个功能。所以我们说,第一,皇帝认同去掉,地方社会士绅阶层的科举制没有了,我们还能认同什么?唯一的认同就是国家,现代国家。下午很多老师已经谈到这个问题,包括梁治平教授谈到国家主义的问题。原来天高皇帝远,我们知道有一个皇帝在,现在皇帝没有了,地方社会没有了,我们还能认同什么?就是认同一个国家。当然对于这个国家,任公先生曾经在《新民说》之前有一个非常复杂的思想演变过程,他原来是认同这个国家的,就是因为他认为只有通过现代民族国家的建立,取代了清王朝之后,才能真正走上复兴之路。他的新史学也很好,新史学最重要的出发点是培养国民,我们所有的史学都是为培养国民而存在的,他这个用心是非常好的,但是有一点,到底这个现代国家在什么样的意义上被建立起来,当时不清楚,所以就引起民初一个最大的波澜,我们知道是国家破坏论——通过政党政治建立现代宪政基础,彻底替代清王朝,但是结果是军阀混战,大家轮流做庄,谁有钱、谁有权、谁有军队就可以。后来陈独秀先生在五四之前写过一篇非常有名的文章《国家破坏论》,他把国家偶像整个打破,他说国家这个东西太糟糕,我们不要搞国家。后来我们知道任公先生有一个非常大的转变,后期他向文化转变,很多人也都在讨论文化问题,我们怎么新民,怎么把自己的素质提高。
重新认同:无政府主义以及革命
还有一条线非常重要,叫做无政府主义。早期的共产党人中很多人都是无政府主义者,就是因为他们对国家彻底失望,在上层建立宪政和建立民主政治的梦彻底破灭之后,他们觉得应该无政府,我们重新界定这个群己界限在什么地方,不应该在现代国家的层面,应该是在社会的层面上。如何建立这个社会,建立基层的组织,这是最主要的。所以到了这个阶段,无政府主义大兴,毛泽东跑到岳麓山搭个小帐篷,耕几块地、养几只鸡,就是这么做的。整个基层组织的过程被认为是重新认同,建立现代社会、现代群己界限过程中最重要的。
但是这个运动很快又破灭掉,纯粹的无政府状态,建立乌托邦社会,那是多么可笑的事情,所以这样一个东西破灭之后,转入另外一个非常大的波动,最后就走向革命。革命是一个不断被激进化、被车轮不断滚动往前走的无法阻止的过程,就是因为大家尝试的各种各样的群己界限无法界定,其造成必然的后果,就是政党介入之后,替代了国家的认同,变成了一个党国体系。国民党那时候也是党国体系,二三十年代的时候,逐渐变成非左即右,非黑即白。五四的时候非常自由,大家可以有多种选择,你可以到香山那边搞一块地自己玩一玩,那时候人们可以有多种职业选择,你的身份、面目可以不断变化,政治的、文化的。但是到了最后,变成非黑即白,包括现在的争论也是那时候的遗毒,什么新左派、自由主义,反正你不是左派就是自由主义,怎么不可能有其他选择呢?
当然儒者突然出现了,即第三条道路,秋风先生原来是自由主义者,他可能要走第三条道路,我希望有第四条、第五条道路,最终归结都是群己界限认同的问题,就是什么样的国家、什么样的社会、什么样的组织,都在这样的脉络里面。但是我个人认为,革命本身是有问题的,在这点上我是一个“反革命者”。革命是造成最终灾难的最重要的一点。因为通过革命的手段所造成的所谓民主的一些制度完全是不可及的,所以新左派有时候为“文革”辩护,说“文革”就是大民主,大家参与,随便想骂谁骂谁,把老子揍一通也没人管,这是民主吗?民主是一个绝对的群己界限,要严格区分的。首先你要有私德,跟公德界限非常分明的。所以公民社会是私德和公德之间界限分明的状态,当然这个谈起来太复杂,而且我们右边就是宪政专家,我不从这个角度来谈。但是民主本身的建立是非常非常复杂的,不是动员式的。我们所谓民主,人民群众表面是参与了整个运动,但是所有运动都是伟大领袖支配下的运动。人民群众,人民本身,没有表达自己渠道的任何权利,整个社会没有人民真正发声的渠道和途径,在某种意义上根本建立不起来新的群己界限。所以我觉得这是非常大的问题。
什么是关键:重建“群己界限”
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要谈到“什么是关键”的时候,最主要的问题在于我们要重建自己的群己界限,当然这个群己界限有很多途径,秋风在边上,这一点我跟他可能会有共鸣。当然我不同意他说的“新就是旧”,但是有一点,旧的很多东西,特别是体制那样的东西,在某种意义上有可能通过创新机制达到群己界限的重新界定,比如政教关系,我不是说科举制度一定好,我不是为它辩护,科举制度有时候很烂,比如说八股文,但是在建立政教关系的上下层、分层制度上,科举制度从某种意义上看是非常好的一个制度。如果我们要想恢复我们真正的认同和群己界限的话,在基层的社会里建立起我们真正的政教关系的体系,显得更加重要。否则,我们所有的信仰、所有的认同,我们无所着地。所以我想,我们所谓“破局”也好,所谓“关键”也好,我们应该是在这样一个状态点去寻找真正的新民的出路。(来源:财经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