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念群：中国近代历史演变的关键是群己界限【2】

国家破坏论？

所以我觉得是这样，科举制是皇帝倒塌之前就已经被撤销了的，但是皇帝消灭之后，这套系统处于瓦解状态。所以这里涉及到一个问题，刚才所说的群己界限问题：我们作为个人，我们认同什么。现在皇帝没有了，第一个认同被杀掉了。地方社会没有了，因为没有科举制了，没有士绅阶层了，所有士绅阶层转换成所谓的学堂学生。学堂学生是什么概念？学堂全都是行政的技术官僚的大本营，学堂学生是一个技术官僚，但是他不承担起道德的教化的在基层自治的责任，学堂没有这个功能。所以我们说，第一，皇帝认同去掉，地方社会士绅阶层的科举制没有了，我们还能认同什么？唯一的认同就是国家，现代国家。下午很多老师已经谈到这个问题，包括梁治平教授谈到国家主义的问题。原来天高皇帝远，我们知道有一个皇帝在，现在皇帝没有了，地方社会没有了，我们还能认同什么？就是认同一个国家。当然对于这个国家，任公先生曾经在《新民说》之前有一个非常复杂的思想演变过程，他原来是认同这个国家的，就是因为他认为只有通过现代民族国家的建立，取代了清王朝之后，才能真正走上复兴之路。他的新史学也很好，新史学最重要的出发点是培养国民，我们所有的史学都是为培养国民而存在的，他这个用心是非常好的，但是有一点，到底这个现代国家在什么样的意义上被建立起来，当时不清楚，所以就引起民初一个最大的波澜，我们知道是国家破坏论——通过政党政治建立现代宪政基础，彻底替代清王朝，但是结果是军阀混战，大家轮流做庄，谁有钱、谁有权、谁有军队就可以。后来陈独秀先生在五四之前写过一篇非常有名的文章《国家破坏论》，他把国家偶像整个打破，他说国家这个东西太糟糕，我们不要搞国家。后来我们知道任公先生有一个非常大的转变，后期他向文化转变，很多人也都在讨论文化问题，我们怎么新民，怎么把自己的素质提高。

重新认同：无政府主义以及革命

还有一条线非常重要，叫做无政府主义。早期的共产党人中很多人都是无政府主义者，就是因为他们对国家彻底失望，在上层建立宪政和建立民主政治的梦彻底破灭之后，他们觉得应该无政府，我们重新界定这个群己界限在什么地方，不应该在现代国家的层面，应该是在社会的层面上。如何建立这个社会，建立基层的组织，这是最主要的。所以到了这个阶段，无政府主义大兴，毛泽东跑到岳麓山搭个小帐篷，耕几块地、养几只鸡，就是这么做的。整个基层组织的过程被认为是重新认同，建立现代社会、现代群己界限过程中最重要的。

但是这个运动很快又破灭掉，纯粹的无政府状态，建立乌托邦社会，那是多么可笑的事情，所以这样一个东西破灭之后，转入另外一个非常大的波动，最后就走向革命。革命是一个不断被激进化、被车轮不断滚动往前走的无法阻止的过程，就是因为大家尝试的各种各样的群己界限无法界定，其造成必然的后果，就是政党介入之后，替代了国家的认同，变成了一个党国体系。国民党那时候也是党国体系，二三十年代的时候，逐渐变成非左即右，非黑即白。五四的时候非常自由，大家可以有多种选择，你可以到香山那边搞一块地自己玩一玩，那时候人们可以有多种职业选择，你的身份、面目可以不断变化，政治的、文化的。但是到了最后，变成非黑即白，包括现在的争论也是那时候的遗毒，什么新左派、自由主义，反正你不是左派就是自由主义，怎么不可能有其他选择呢？

当然儒者突然出现了，即第三条道路，秋风先生原来是自由主义者，他可能要走第三条道路，我希望有第四条、第五条道路，最终归结都是群己界限认同的问题，就是什么样的国家、什么样的社会、什么样的组织，都在这样的脉络里面。但是我个人认为，革命本身是有问题的，在这点上我是一个“反革命者”。革命是造成最终灾难的最重要的一点。因为通过革命的手段所造成的所谓民主的一些制度完全是不可及的，所以新左派有时候为“文革”辩护，说“文革”就是大民主，大家参与，随便想骂谁骂谁，把老子揍一通也没人管，这是民主吗？民主是一个绝对的群己界限，要严格区分的。首先你要有私德，跟公德界限非常分明的。所以公民社会是私德和公德之间界限分明的状态，当然这个谈起来太复杂，而且我们右边就是宪政专家，我不从这个角度来谈。但是民主本身的建立是非常非常复杂的，不是动员式的。我们所谓民主，人民群众表面是参与了整个运动，但是所有运动都是伟大领袖支配下的运动。人民群众，人民本身，没有表达自己渠道的任何权利，整个社会没有人民真正发声的渠道和途径，在某种意义上根本建立不起来新的群己界限。所以我觉得这是非常大的问题。

什么是关键：重建“群己界限”

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要谈到“什么是关键”的时候，最主要的问题在于我们要重建自己的群己界限，当然这个群己界限有很多途径，秋风在边上，这一点我跟他可能会有共鸣。当然我不同意他说的“新就是旧”，但是有一点，旧的很多东西，特别是体制那样的东西，在某种意义上有可能通过创新机制达到群己界限的重新界定，比如政教关系，我不是说科举制度一定好，我不是为它辩护，科举制度有时候很烂，比如说八股文，但是在建立政教关系的上下层、分层制度上，科举制度从某种意义上看是非常好的一个制度。如果我们要想恢复我们真正的认同和群己界限的话，在基层的社会里建立起我们真正的政教关系的体系，显得更加重要。否则，我们所有的信仰、所有的认同，我们无所着地。所以我想，我们所谓“破局”也好，所谓“关键”也好，我们应该是在这样一个状态点去寻找真正的新民的出路。（来源：财经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