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戎：加强中华民族的政治认同【2】

带有“义和团”情结的民族主义具有破坏性

1989年费孝通教授发表 “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一文，指出这个多族群政治实体在近代帝国主义侵略下逐步从一个“自在的民族”演变成“自觉的民族”。在20世纪特别是抗日战争中，中华民族成为团结各族、各党派、各阶层共同抗战的统一旗帜。把中华民族作为“民族构建”、国家“政治文化”构建的基础有着深厚的历史积累，是一个能够实现的奋斗目标；但是，各群体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存在程度上的差异，这表明要使56个民族的干部、知识分子和广大民众建立起对中华民族的高度政治认同，依然是一项非常艰巨的任务。在这一过程中，中央政府和汉族对各少数民族干部民众的充分信任、尊重和在各领域的积极扶助，是达到这一目标的前提条件。有一点必须十分明确，“中华民族”不等同于汉族，而是一个由56个群体共同组成的荣辱与共的多元统一体，各族群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是完全一致的。

但是，正如许多学者所指出，狭隘排外的带有“义和团”情结的“民族主义”在对内对外关系方面具有破坏性，对于中华民族的民族主义必须掌握好分寸。英国学者安东尼·史密斯把源于西欧的民族主义归类为“公民模式的民族主义”，把亚洲等国被动仿效的民族主义归类为“族群模式的民族主义”，前者强调领土、法制和公民权，后者强调祖先血缘、语言和传统文化。中国在21世纪构建国家民族主义，应当按照现代公民国家的理念来界定“民族”。中华民族成员包括所有中国公民。完全以公民身份作为国家民族主义的基础，这是全世界现代公民国家的基本政治准则。中国需要从带有东方传统色彩的“族群模式的民族主义”走向现代的“公民模式的民族主义”。与此同时，中国几千年的文化传统提倡“和而不同”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样一种博大的文化包容力和“海纳百川”的世界胸怀在我们构建中华民族的民族主义时应当加以继承。

中华文化是56个民族文化组成的有机文化共同体，几千年中国民族史就是一部各族群相互交往、相互融汇的历史。在21世纪，中华各族仍然需要坚持这一传统，在相互学习、相互融汇的过程中把各族文化进一步汇聚成中华民族的共同文化。▲(作者是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责编：吴杨、邹雅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