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戎：加强中华民族的政治认同

国家层面的“政治文化”认同是软实力的核心

一个国家的软实力包括国家内部凝聚力、主体文化被国民普遍认同的程度和国际影响力等。一个层面是全体国民对所属国家是否存在高度政治认同；另一个层面是包括各族群在内的全体国民是否分享一个共同意识形态和社会价值体系的追求，即共享国家层面的“政治文化”认同。

今天世界上几乎所有国家都是多族群(民族)政治实体，各群体在语言、宗教、习俗和身份认同上存在不同程度的差异。如果有的群体对所属国家缺乏政治认同，自认为是独立“民族”，就会出现族群层面的“民族主义”。这种民族主义具有很强的离心力，有让国家分裂的风险。所以，国内各群体对国家的政治认同和努力维护国家统一的程度是一个国家最重要的软实力。

国民共享的国家层面的“政治文化”认同可能以某种意识形态或以传统宗教为核心。只有当其成为大多数国民内心的共同信仰时，才可能成为一国的“政治文化”，它对国民的凝聚作用超越语言、传统文化、生活方式、血缘祖先等人类学概念的“文化”。美国主流社会倡导的自由主义对具有不同种族、语言、宗教、祖籍背景的新老移民发挥了重要的凝聚作用，伊斯兰教在中东、北非的传统国家中也扮演了“政治文化”的功能。

政府和主流社会需要通过讨论与摸索不断确认和细化中国社会“主体文化”的内涵与发展目标，使民众在“主体文化”的结构和内容等方面逐步达成共识，通过各种渠道使之渗透到民众中并使之成为全民共享的社会主体文化和价值体系。

重建社会主体文化，重树国民信仰

在第一个层面，中国需要重新反思我国“民族构建”的基本思路与实践。1949年建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一个拥有56个民族的“多民族国家”。由于56个民族在人口规模、居住模式、发展基础、现代产业中的综合竞争能力方面差距很大，在政治权利、经济利益、文化权利诸领域中以“民族”为单元的“民族平等”在实践中难度极大，甚至完全不可能做到。而有些多族群国家把全体国民作为一个“民族”来进行构建。美国和印度分别在“美利坚民族”和“印度民族”的大框架内，把国内具有不同语言、血缘、宗教、文化传统的群体称为“族群”。政府和民众考虑族群间平等时，着力点是个体成员之间的平等，并以公民权利作为争取公平竞争和平等待遇的合法性基础。

在第二个层面，自1949年到“文化大革命”期间，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作为政治理想在广大民众中享有极高权威，但这一意识形态的神圣性和感召力在“文化大革命”后下降，中国社会出现了主体文化和信仰的“真空”。当今中国社会出现许多突破道德底线的行为，人们需要讨论如何重建中国社会主体文化和重新树立国民“信仰”。以某种宗教作为重建当代中国政治文化的基石在实践上不现实。中国从来也不曾是一个宗教国家，目前是多种宗教并存的格局。如果中国以儒学作为重建当代中国“政治文化”的基石存在许多困难。虽然儒学有许多精华部分应当继承，但是近代历史证明它未能有效推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儒学能否“脱胎换骨”成为与现代工业文明相适应的社会主体文化，尚未可知。

与现代公民-法制国家相联系的民族国家建构中包括全体国民的民族主义，可以作为中国构建国家层面“政治文化”的一个选项。在抗日战争中，中华民族的民族主义曾发挥了凝聚全民共同抗战的巨大力量，这一传统应当继承。作为一种具有意识形态色彩和历史记忆延续性的“政治文化”，国家民族主义在许多国家显示出超越语言、宗教和血缘认同的更宽容的包容力。它可以团结国内各族民众并使他们在国际竞争和外交事务中显示出创造力和自信心，由于国家层面的民族主义与爱国主义相重合，在国际事务中很容易激发国民的爱国热情，具有很强的感召力。

(责编：吴杨、邹雅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