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一个积极的迹象表现为，以往的听证会常出现“一家对万家”的质询格局，如今也因相关行业协会更专业的回答而得到较好的矫正，而且没有出现过粗暴打断别人发言和试图将自己的观点强加于人的情况。从上海这次听证会上的组织和具体过程看，它正显示着向国际水准的接近。

　　所谓“负责任”，其本意是指特定的议题经得起广泛和有质量的质询，听证会正是做这件事情的专门制度平台。相应地，听证会制度从来不能保证对每个问题的解答能令每个人都满意。听证会是一个好制度，好就好在它能为政府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提供一种信息沟通渠道，但听证会制度本身不是决策机制。具体到公用事业价格调整的议题上，更加健全的听证会制度将会迫使企业为其成本的合理性做更充分的解释、更合理的辩护，使其经营成本更加公开透明，减少“不明真相”的事情发生。

　　在本次上海居民水价调整听证会和预备会上，上海的价格主管部门恰当地扮演了裁判者的角色，只要求相关企业和行业代表答复听证代表的质询意见，甚至是很激烈的质询意见。从理论上说，一个规范、有公信力的听证会莫不该如此运行。

　　尽管这次上海市居民用水价格调整听证会是比较规范的，9名消费者代表全部在公证人员的监督下从众多报名者中产生，包括旁听者。然而，听证会既有的形式对于充分发挥其正能量还是存在一些缺憾和限制，主要是，听证时间设定不够合理。比如，在6月28日的正式会议上，除去对两个主要听证材料的说明用去约40分钟，规定21位正式听证代表每人发言5分钟，这个时间显然偏紧了。

　　我毫不怀疑，中国的听证会正在逐步向国际惯例靠拢，令听证会的形式能更好地为内容服务。在未来，公民参与公共事务的经验将经由此类活动不断得到积累和升华。

　　（杨宇立 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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