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都市报记者在调查中发现，广东增城市政府多个文件要求有关公职人员参与征拆工作。其手段多是亲情逼迁，而多有拆迁户反映，他们因为“交情”最终签署了拆迁协议。更多人则反映，“不签不行啊，搞得你众叛亲离。”而有人出于无奈，在拆迁价格谈不拢时，自己从银行取了五万块钱给了亲戚，这才完成任务回到单位正常上班。

记得葛优有句著名的台词，“散买卖不散交情”。中国作为一个人情社会，很多时候亲情的确可以战胜买卖。但是也有战胜不了的时候，在当下社会，这多与土地和房子买卖有关。夫妻反目、丈母娘女婿成仇、避税假离婚到今天的亲情绑架拆迁，房价与拆迁已经构成了对我们这个时代伦理最深层的挑战。当这位公务员掏出自己的五万元买来了家庭的安宁的时候，其内心的挣扎可想而知。也许风暴可以暂时平息，但是对亲情与信任的一种内在的摧毁，会对中国底层社会造成什么样的破坏力一时难以预见。

拆迁为何成为全社会的痛点，为何拆了房子往往也拆了亲情，背后的深层原因亟待反思。在一桩桩拆迁引发的社会撕裂中，我们不难发现，根本的原因在于基层政府总是处理不好情、理、法三者的关系。

有些时候基层政府是执法者但也是违法者，譬如张剑案中，动用社会黑势力参与拆迁，最终酿成命案。再譬如所谓的“维修性拆除”、“保护性拆除”，大部分时候拆除的都是古建文物和故居，打着保护维修的名义却干着破坏文物法的勾当。有些时候合法拆迁但不合理，譬如有些拆迁方拿到了合法的批条，但在拆迁补偿上随意性很大，增城拆迁之难并不在于村民不支持城市建设，大多都是感觉补偿款上于理不合。

另外就是如亲情逼迁的案例，基层政府在其中充当了一个买卖者、无情者。他们对未能按所规定的时间节点完成征地拆迁的公职人员以及相关单位的责任人“绝不手软”。 部分公职人员压力大表现不积极，被增城报刊批评“这是一种思想落后的表现”。这无疑是逼迫公职人员在亲情和饭碗上选边站，将亲情作为筹码，用物质绑架道德，激化情与理、情与法的矛盾。

增城亲情逼迁绝不是个案。东方人讲究和谐社会，精髓在于情、理、法的和谐。拆迁拆散了亲情、戕害了法制，让情、理、法彼此矛盾，甚至三方争争不休，既破坏了现代社会的法制精神，也动摇了传统熟人社会的基础。这不是拆迁是拆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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