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马军

　　台湾地区的反腐经验或许能给我们提供一些借鉴。在台湾民主转型过程中，各级政府均面对着黑道与财团的共生结构所产生的影响、俘获以及控制。在台湾历次“扫除黑金”的过程中，公权力部门常扮演着议程发动者、改革者与被改革者的多重角色，过程困难重重，效果也往往不甚理想。台湾特有的政治文化又使得反腐运动中往往伴随着选举主义、民粹主义以及菁英政治的分赃等现象，使廉能政策的推动往往是昙花一现。

　　为此，台湾学者余致力大声疾呼“人民不能完全依赖其代理人来解决贪腐问题，必须在民主治理过程中扮演更主动积极的角色”。

　　因此，了解不同的民众在对贪腐的认知与容忍度上是否有差异便非常重要，且有助于反贪腐运动的社会动员与政策制定。世新大学博士候选人苏毓昌与台北大学公共行政系副教授胡龙腾对前人学者的文献综述后发现：现有研究认为女性较男性更具利他和道德的行为，较不能容忍贪腐；20-39岁民众较20岁以下及60岁以上民众更容易被要求行贿；社会的教育程度与贪腐发生率成反比；不同职业类别的公民，在贪腐容忍度上也会有差别。

　　在此基础上，苏、胡利用台湾《廉政体系革新与指标研究》在2007年所做的调查，将受访民众按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以及职业进行区分并进行相关的统计，最后得出结论：

　　性别方面，对贪腐高容忍的人以男性居多（55.9%），而中、低容忍度的人群中女性占多数（54.2%与51.3%）。由此可见，女性对于贪腐的容忍度要低于男性。对此，苏、胡提出三点解释：首先，性别限制了女性参与贪腐的机会，许多贪腐的运作中，均是以男性网络进行；华人社会传统是“男主外，女主内”，女性所能面对的贪腐状况与男性所面对的完全不同；女性需要常为孩子提供良好的道德标准，所以对贪腐的容忍度较低。

　　年龄方面，对贪腐高容忍的人以30-49岁的民众最多；中容忍度人群中，60岁以上民众最多；而低容忍人群中，20-29岁年轻人占多数。对此，苏、胡并不能确定这是否意味着随着年纪增长，人逐渐被社会驯化，显示出较高的贪腐容忍度。但是从数据中，这种趋势可以一见端倪。

　　受教育程度与贪腐容忍度之间的联系则非常显著。对贪腐高容忍的人群中，高中、高职教育者居多；中容忍人群中，小学及以下教育程度者居多；低容忍人群中，高中、高职教育者最多，大学及以上教育者次之。高中、高职教育者对贪腐的容忍呈现出较为两极的结果，各有可以接受贪腐与不能接受贪腐者。较为值得关注的是，在低容忍人群中，大学以上学历者也占相当大比例。这在某种程度上显示，受过高等教育者对贪腐的厌恶程度可能较高。

　　职业方面，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白领阶层对贪腐容忍程度的认知较为分裂，一部分白领认为贪腐是可以接受的，而另一部分白领则认为贪腐是无法容忍的现象。

　　对于研究结果，苏、胡二人建议，政府应该运用女性的高道德感、年轻族群的正义感、知识分子的使命感，以及部分具有实务经验、却又对贪腐显得痛恶的白领主管，授予其监测及打击贪腐的知识与能力，使之成为社会上反贪腐的主要力量与廉政工作的尖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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