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案连带引发的监听浮滥问题，显示特侦组行事误失连连，该大力声讨，黄世铭为此下台也不足惜，要不要为此谴责马英九、江宜桦也没关系，但监听柯建铭是经法院许可的合法监听，听到柯王讨论关说司法也是合法的，不能混为一谈。监听在别处遭滥用，并不能改变政治人物司法关说应受谴责、应承担政治责任的道理。试问，黄世铭该为监听浮滥而辞职下台，曾勇夫应该复职吗？柯建铭与王金平就可以堂而皇之的继续司法关说吗？黄曾应该下台，柯王应该稳坐钓鱼台吗？

　　社论说，本案涉及高层政治人物关说司法，司法机关人员办理相关案件时，能不能明辨法理是非，不受政治风向影响，将是台湾法治水准及能不能坚守正确司法价值的重要试炼。在当前只问颜色不问是非、企图藉干预或利用司法从事政治斗争的政党政治氛围中，司法如何坚持不受政治干预，只依法律制度的真正意旨执法，已是关键。我们说的司法机关包括审判与检察机关在内，特别是本案的起因就是政治人物从事司法关说，如果办案的法官检察官办案的方向或结果，总是予人关说司法不是什么了不起的过错，揭露关说的行为则要用放大镜甚至是显微镜来纠错的话，那司法机关不啻是在欢迎政治人物从事司法关说，找得到关说司法管道的人过关，找不到的就被关，司法还有公信力可言吗？　

　　再论此中的政治问题，在“总统”权独大的现行宪政体制下，历经李登辉、陈水扁与马英九三任“总统”的实务运作已经证明，“总统”必须兼任执政党主席　，否则政务难以推动，但“总统”与执政党主席的双重身分权力过分扩张，又会引起宪政扞挌疑虑，因此，民国九十四年“修宪”取消的“阁揆”同意权条文应考虑恢复。

　　社论说，但当务之急，马做为党主席，必须有效领导国民党，于今之计，应与郝龙斌、胡志强与朱立伦分享权力，共同整合党内意见，马也应与党内协商举行国是会议及调整“内阁”人事的必要性。更重要的是，在王金平中立化后，要建立党内共识，推动服贸协议与两岸关系相关立法的顺利完成，并督促“行政院”推动与其他国家的经贸协议或FTA谈判，及早加入经济全球化大趋势，提升台湾国际竞争力，以永续繁荣经济，改善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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