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侨报10月15日社论】眼下世界正沉浸于“诺贝尔奖时刻”，与科学类诺奖一向无缘的中国，则正忙于对科研“恶性问题”的集中声讨，不知是巧合还是必然。“恶性问题”主要表现为科研项目沦为“圈钱项目”，科研经费“挤占挪用”严重，科研投入与产出不成正比——这些沉疴已在中国的学术领域潜行多年，备受海内外学界诟病。

　　数日前的“科技创新”发布会上，科技部长万钢对大陆科研腐败现状连抛两个“愤怒”，并表示“痛心”和“错愕”。经济学家张维迎则在另一公开场合透露，大陆各高校争相向上头索要经费，某知名大学曾因经费花不完被罚了几千万元（人民币，下同）。

　　部长的愤怒、学者的爆料之外，更有翔实数据的支撑。新华社梳理近年上百份审计报告后发现，涉及“问题科研经费”的至少有39份，一些科研机构和高校通过套、骗、吞、贪、造假等手段“黑”科研经费，动辄几十万、数百万乃至上亿，用于小团体福利、请客吃饭、考察旅游、买车买房……人们无奈地调侃“科研经费是个筐，啥都可以往里装”。

　　那么，大陆科研经费的使用率到底几何？中国科协一项调查显示，科研资金用于项目本身仅占40%左右。而按万钢心里的账本，保守估计，“至少有三成以上的科研支出不明不白”。若以中国去年的科研投入1.024万亿元计，损失的三成也已是一笔巨资。

　　一边目睹着今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医学奖（生理学奖）、物理学奖、化学奖再次被美国、英国、德国、比利时、以色列等西方国家学者“垄断”，一边遭受着大陆“有数据有案例”的科研黑洞的冲击，每位海内外华侨华人都是同样的“愤怒”、“痛心”与“错愕”。从感情的角度，我们盼望在华裔科学家之外，中国本土学者也能在科学类诺奖上实现“零的突破”，但回到理性的角度，我们也比谁都清楚，一个腐败的科研体制又如何孕育得了诺奖得主？

　　当其他国家的学者是与新发现、新成果等荣耀联系在一起时，大陆的科研人员却频频成为丑闻的主角，接受法律的审判和道德的拷问。比如，今年3月，浙江大学水环境研究院教授陈英旭受审，涉嫌将1022万元科研经费占为己有；2012年底，曾任中国科学院地球深部重点实验室主任的海归博士段振豪，因贪污百余万元科研经费一审获刑13年，二审维持原判。

　　陈英旭、段振豪原本都是优秀的科学精英，耀眼的履历与科研的才华有目共睹，但浸淫于科研经费侵吞成风的氛围，他们没能把持住学者的良心、没能抵制住金钱的诱惑，投机取巧钻了科研审批的漏洞，迈出了身败名裂的一步。不知还有多少未被查处的陈英旭们、段振豪们，在“劣币驱逐良币”的作用下变坏，同时也葬送着自己的科研前程和国家的创新希望。

　　我们在批判个体之罪的同时，更需反思体制之弊。巨大的科研腐败黑洞，不是只有几个人兴风作浪，也不是一朝一夕之功，而是项目审批机构、财务报销机构等涉事方长年默许、纵容甚至利益勾兑的结果。要杜绝立项黑幕、堵上经费挪用的漏洞，唯有把监管之网织得更密实，强化事前、事中和事后全程监管。为此，万钢决心要尽快建立科研项目信息共享平台和经费巡视制度，并强调要增加透明度，“让同行业、相关企业看看”，让潜规则无处隐藏，让钱花在刀刃上。

　　除了强化监管，在东西方国家都有过科研经历的有识之士也呼吁，国家还应改革科研人员的薪酬制度，取消五花八门的补贴，增加科研经费中用于激励人才的比重，让科研人员的价值得到明明白白的体现，减少导致人心失衡、人性扭曲的外在因素。毕竟，拥有合理的财务自由，是精神自由、思想自由之本；有了创新能量的积累，中国也才能离诺奖更进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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