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粹政治值得警惕

　　张树华(中国社科院信息情报研究院院长)：“民粹主义”这个标签很容易找出，但要贴给谁很难界定，因此繁杂多变的社会思潮或政治光谱中要厘清这个界线模糊的民粹思潮非常困难。但总体看来，民粹主义思潮是一种游离的社会情绪，像雨像雾又像风。实际上民粹主义本身并不可怕，但由此而产生的民粹政治却值得我们高度警惕。

　　在全球化背景下，尤其是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民粹主义思潮一度在全球泛滥，各国政府都面临民粹主义的诉求。这表现为一些国家政治上奉行保守主义，外交上走孤立主义道路。对中国社会来说，最要警惕的民粹政治是媚俗政治，或曰政治媚俗化。西方官员喜欢说大话，搞政治秀，信口许诺，中国切不可学，不能把长远利益短期化，将复杂的问题简单化，把个人利益绝对化。知识分子也有这个问题，比如有的“公知”将自己看作是“民意”的化身，口若悬河，言必称代表民意，动辄“为民请命”，实质上只是个别人、少数人的意志。这就是典型的媚俗政治，与“民粹”无关。民粹思潮对外的一种表现则是狭隘民族主义、排外思想。

　　王占阳：民粹政治因素的出现不是当前的主要问题。当前的主要问题是如何兑现政府的承诺。政府不能因为兑现承诺有困难就不再给民众承诺了。政府既要有大力度的承诺，更要有大力度的兑现。政治家取悦一下民众，总体来说并不是坏事。如果政府没有必要承诺了，什么都是冷冰冰的，民众的心就凉了，麻烦也就大了。民粹问题应当就事论事，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而不是“民粹主义”的帽子满天飞；把矛头对着老百姓不合适。既着力兑现承诺，又尊重和体谅民意，这才是真正的群众路线，也才能真正解决问题。

　　民粹主义是官粹主义的反弹

　　王占阳：实际上，中国现在的主要问题不是民粹主义，而是官粹主义。仇富不是主要的，仇官情绪才更严重。现在官民党群关系的紧张程度前所未有，其根源就在于社会不公，而这又与官粹主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官粹主义在一些地方泛滥，民粹主义只是一个自然的反弹，一种情绪化的东西。所以当前的民粹主义主要是官粹主义的产物。

　　在这种情况下，特别需要对于民意的体贴心态。有的老百姓说了很过头的话，可能他经历了很大的身心痛苦，我们应当体谅而非一味指责甚至扣帽子、打棍子。存在决定意识，也决定舆论。要让民心平静下来，最好的办法就是少说多做，切实解决实际问题。

　　政府对民意要有敬畏之心。民意诉求具有很大的合理性；如果将其过当的地方拿掉，它就是完全合理的。谁都不应因其过当就一味地加以否定，而忽视了它的合理方面。尊重民意应该是最基本、最重要的基调。要走群众路线，就应有倾听民众尖锐意见的雅量，而不是反过来把民意当成打压的对象。如果国家是一栋楼，那么民意就是砖瓦之间的水泥，如果把民意搞没了，那就什么都没有了。

　　张树华：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上台后表示，我们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许多事情要量力而行。对中国这样一个大国，面临着这么多复杂的问题，必须有一个强有力而不是软弱的中央权威，才有可能驾驭各种利益集团，能够面对复杂局面，着眼中国的根本利益、长远利益、符合大多数老百姓的利益，拒绝媚俗政治，敢于担当，不和稀泥，不回避矛盾，不当和事佬。

　　对于中国民间民粹倾向的思潮情绪和宣泄，要关注，但不要美化也不要放大，更不能被其操纵甚至绑架。中国各级执政者一定要勇于超越这些情绪化、感性化的宣泄，要善于驾驭，治大国如烹小鲜，认真倾听社会每个角落发出的民声，精细、精致化社会的治理，这才体现执政者的水平。

　　杨阳：在当下中国，防止民粹情绪泛滥，政府和媒体负有主要责任。民粹情绪本身不可怕，可怕的是民粹情绪与极端民族主义相结合，形成反对开放盲目排外的逆流，可怕的民粹情绪与极左思潮相结合，形成否定改革、对抗国家现代化进程的逆流。对政府而言，要特别警惕特殊利益集团利用民粹情绪左右国家的公共政策走向，政府要在实践中逐渐形成甄别各种政策建议中伪民意的能力，坚持贯彻“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在行政执法和司法审判中，都要敢于坚持原则，不折不扣地坚守法律，做到不媚俗、不阿世，杜绝媚俗行政、舆论裹挟司法等怪相。对媒体而言，作为公共舆论空间，保持其公共性，回归常识、坚守理性、呈现真相，本是其理应恪守的职业道德，如是，则民粹情绪存在和发酵空间将会受到极大压缩。▲(本文节选自环球时报举办的座谈会嘉宾发言，由谭福榕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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