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网络负面信息对共同理想信念的蛊惑不可低估。互联网、手机等新媒体迅猛发展，使国际间的意识形态斗争更趋直接便捷、更显“短兵相接”。尽管我国互联网普及率为42%，网民已达5.64亿，但互联网信息80％是美国提供的，90％以上是英语，我国的信息输出量不到全球信息量的1％，网络话语权“西强我弱”的被动格局非常突出。西方国家利用网络霸权地位，培植和指使一些网络“异见人士”、“意见领袖”恶意炒作涉党涉政涉军舆情，炮制大量负面流言、谣言和虚假信息，诋毁党和政府形象。一段时间以来，舆论场有一种怪象，就是谁发表正面言论，谁发表支持党和政府的言论，谁驳斥那些攻击、污蔑党和政府的言论，谁就会遭到嘲讽、受到围攻，甚至骂党和政府似乎成为时尚。一些不明真相的群众因此被蒙蔽和诱导，听风就是雨，对坚定共同信念、凝聚社会共识提出了极大的挑战。

第五，社会转型深刻变化带来思想行为多样性不可低估。随着我国经济体制的深刻变革、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的深刻调整，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利益关系和分配方式出现了多样化的趋势，人们思想行为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差异性明显增强，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排斥性、对立性倾向进一步凸显。特别是随着工业化、城镇化进一步推进，城市改造、房屋拆迁、土地占用、下岗失业、进城务工、社会保障不完善、社会管理跟不上、法律法规不健全、政府职能转变不到位、个别公职人员行政不作为等，使各种社会矛盾错综复杂，相互交织，人民内部矛盾呈现多发、频发态势，社会转型中出现许多不和谐的杂音、噪音。

（二）意识形态领域面临挑战的鲜明特点。一是目的更为明确。敌对势力的险恶用心就是把矛头直指我们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企图让老百姓对政治“淡化”，让干部在西方拜金主义影响下“腐化”，传播各种流言把领袖“丑化”，通过意识形态渗透使马克思主义“溶化”，最终达到理想信念“弱化”，达到推翻共产党的领导、颠覆社会主义政权之目的。

二是内容更具蛊惑性。大多打着“普世价值”的幌子，鼓吹多党制、三权分立和轮流执政，在宣扬“司法独立”、“民主宪政”等观点的同时，更加注重利用社会凸显的矛盾问题炒作渲染，提出的一些所谓政见主张、运动口号，具有极强的蛊惑性、煽动性。

三是渠道更呈多样。通过交流合作、学术研讨、网络站点、影视大片等多种途径宣扬西方价值观念，通过人际交往和非法聚集、金钱收买等各种手段拉拢腐蚀我政府公职人员，通过发动所谓“颜色革命”、鼓动“街头抗争”来侵蚀党的执政基础，渗透破坏手段不断变异翻新。

四是手段更显隐匿。采取公开掩护秘密、合法掩护非法、文化掩护西化等手段，特别重视发挥网络传播渗透自由、快捷、海量等特点，进行政治策反、价值影响和腐蚀拉拢，其渗透性、隐蔽性和欺骗性越来越强。

五是影响更为广泛。从过去拉拢腐蚀所谓的高层“精英”，扩展到如今在“草根”阶层中培植代理人、“异见分子”和“意见领袖”；从过去单一渗透方式，到现在多维立体渗透，特别是运用传统载体与新兴媒体交互影响、覆盖式宣传，实施全过程全方位的“全民攻击”。

(责编：宋胜男、邹雅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