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魏雪明：“逆袭”后，更明白奋斗含义

　　“拼了命、尽了兴，你才知道青春是什么”

　　几乎每一个城市的火车站都有一个钟楼。它们镇守在积聚了拥挤人群和复杂情绪的广场，迎来送往。

　　比如北京站。一对钟楼从上世纪60年代起就耸立在那儿，一到整点，必会传来一段悠扬的《东方红》音乐和点点钟声。每天，有20万人听着这钟声，或迈入繁华的城市，或转身离开、踏上通往全新目的地的列车。

　　5年前，K602次列车载着22岁的魏雪明从山西来到北京。刚刚大学毕业的魏雪明在火车上颠簸了10个小时后站在了北京站广场，除了手里攥着的硬座车票，他几乎一无所有。魏雪明对那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记忆犹新，“当你站在皇城脚下，来北京之前那种虚无缥缈的自信心好像一瞬间崩塌了”。

　　5年之后，魏雪明写出了自己的逆袭故事：有了小公司，出版了漫画书，购了房、买了车。但只有魏雪明自己最清楚，那些个睡地下室、乘末班车的经历有多痛苦。如果不是凭借一股不服输的劲儿，逐渐攀升的物价早就会逼他逃离北京。

　　刚来北京时，魏雪明运气不错，找到了一份广告设计工作，月薪四五千元。可年轻气盛的他很快就厌倦了，居然辞掉了工作。

　　拍完照，便灰溜溜地住进了地下室

　　无业无收入的日子总是能让人感到现实的窘迫。2009年新年，魏雪明回到了湖北老家，试图找一份工作糊口。但情况并不尽如人意：同样的设计工作，在北京工资能有4000元，但武汉只有1200元，还得试用6个月，试用期工资800元。

　　魏雪明有些不甘心，“大概有两三个月的时间，带上简历和公文包，每天坐公交跑啊跑。”结果一无所获。于是，魏雪明又一次来到了北京。2009年6月15日，北京西站，这一天是他人生的转折点。“一下车，就决定要混出个样子来。于是像广告片中意气风发的精英人士，举着手机拍了一张照片。拍完照，便灰溜溜地住进了地下室”。

　　地下室的租金是每月500元。第一个月还“住不起”地下室，魏雪明只得先租了一个月租金300元的床位。在那间不足10平米的房间内，摆放着4张上下铺，住了8个人，中间有张小桌子，上面放些锅碗瓢盆。“挤得有些走不动”。

　　房东有点“抠门儿”，六月酷暑，会把空调的遥控器藏起来，他们费力翻出后就开着空调睡着了，夜里又忽然被热醒，原来房东把空调的电源拔掉了。

　　室友跟魏雪明一样年轻。年纪最大的不到30岁，是一名厨师，发了工资就请大家吃饭。有一次，魏雪明加班到夜里十一二点，回来后，发现厨师做了饭，一桌子人都在等他。他已经不记得厨师做了哪些菜，印象中是些家常便饭，“都是素菜”，8个人坐在下铺，围着那张小桌子，吃了起来。

　　每天最晚下班的他，回到房间时经常已是深夜。这样的工作魏雪明并不喜欢，但即便是这样不如意的工作，在找工作之初也让他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你能想象一个人长期没有工作的感觉吗？就像跟社会脱节了一样。”魏雪明当时迫不及待地想要找一份工作。他投了上百份简历，几乎全部石沉大海。

(责编：张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