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球时报：改革方向决定成败，细节影响质量【2】

　　中国正在步入“风险社会”

　　竹立家：当下进行改革的一大背景是：转型中的中国正在步入“风险社会”。这种现状的第一种表现是政府公信力不断下降，造成治理能力和成效的下降。第二则是一些公共机构有组织地不负责任。第三是理论的“不在状态”和现实的“不在场”。国外的思想家是出思想的，而我们好多专家学者研究问题往往顾左右而言他，脱离现实进行自我“操练”，漠视社会现实和群众要求。最后是主体意识的崛起，中国社会的发展，已经到了一个“主体身份建构”的时代，中国社会传统的一致性正在向现代的多样性转化，特别是微博出现后，每个人都可以表达见解。

　　陈欣新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确实在进入某种风险期，但这种风险期主要不是因为政府做错了什么，而是社会自身成长带来的问题。这就好比当孩童逐渐长大，有了一定自主意识但自控能力还不足时，容易闯祸惹事；而当孩童真正长大，完全独立自主时，家长不仅不能随意干涉，反而会对孩子逐渐产生依赖性。因此，中国之所以步入风险期，就是因为自己在某些物质领域的积累虽然达到了一定的丰富程度，但是社会成熟度还不足，就好比一个少年，虽然已经拥有一米九的身高，但是年龄还只有十二三岁。整个社会都需要不断在改革进程中历练才能早日度过这个风险期。

　　曹和平：农村也是一个重要问题。中国的房价之所以高，并不只是和地方政府、房地产商有关，而是存在农村土地制度这一制度性因素。中国现有人口中，基本是一半在城市，一半在农村，但是农村的小产权房不能在大市场范围内交易，因而通过购买农村住房不能实现保值增值目的。因此，与不断上涨的城市房价相比，农村房价很难提高，农民取得的货币收入很难通过购买农村住房实现升值，所以农村居民选择到城市里买房子。这就在制度上不断抬升房价，带来严重的社会问题和经济风险。

　　中国众多普通百姓收入低的主要原因就是除了工资性收入外，他们获得资本性收入的途径非常少。未来要进行生产要素方面的改革，就应考虑留个口子，使农民既有进城打工的劳动收入，又能在农村获得资本性收入。如在征地补偿上，既要考虑让农民获得货币资本，也要设法让他们能从征地上建设的各种工业园区、项目中获得股权资本，从而更好地帮助农民获取当今和未来的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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